长，总要给黄总司令一点面子。”
“黄开将如今自身难保。”程振邦叹气，“袁世凯把他调到北京，给了个‘川粤汉铁路督办’的闲差，明升暗降。他在陆军部说话，怕是没那么管用了。”
“管用不管用，总要试试。”沈砚之已经铺开信纸，开始写信，“再说了，咱们手里有兵，腰杆就硬。袁世凯真要撕破脸，也得掂量掂量。江西李烈钧、安徽柏文蔚、湖南谭延闿，哪个手里没兵？他袁世凯敢把咱们逼急了，就不怕再来一次革命？”
程振邦看着沈砚之写信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当年在山海关举事的书生，如今真的成了将军。不是军衔上的将军，是骨子里的将军——懂得审时度势，懂得合纵连横，更懂得在绝境中找生路。
“对了，”沈砚之写到一半，忽然抬头，“裁军令的事，先别跟下面弟兄说。特别是那几个脾气爆的，赵铁柱、王二虎他们，嘴要严。”
“我明白。”程振邦点头，“可纸包不住火，早晚会知道。”
“能瞒一天是一天。”沈砚之笔走龙蛇，信纸上的字迹苍劲有力，“等我从苏州回来，饷筹到了，咱们再跟弟兄们交底。有钱发饷，人心就稳。人心稳了，什么都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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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沈砚之带着两名卫兵，乘火车前往苏州。
车厢里挤满了人，商人、学生、官吏，还有拖家带口逃难的。民国成立了，仗却还没打完。河南的白朗闹得正凶，外蒙古在俄国支持下宣布“自治”，西藏的达赖喇嘛和北洋政府若即若离。这民国，像个早产的婴儿，先天不足，后天多病。
沈砚之靠窗坐着，看着窗外飞驰的江南春色。稻田刚灌了水，亮晶晶的像一面面镜子。农人在田里忙碌，弯腰插秧，一起一伏，像大地的心跳。
“长官，您说这民国，真能长久吗？”坐在对面的卫兵小陈，是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山海关人，起义时才十六岁，跟着沈砚之从关外打到江南。
沈砚之收回目光：“怎么问这个？”
“我娘来信，说老家还在闹土匪，县太爷换了人，可捐税一点没少。”小陈低着头，“我爹让我问您，这革命……到底革出个啥来了？”
车厢里忽然安静下来。旁边几个人竖起耳朵，想听这位军官怎么回答。
沈砚之沉默了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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