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的所有活动。”
拉贝的旧伤在寒气中隐隐作痛，但他挺直了背。
他知道，在这个地方，一个前纳粹党员的身份意味着什么，很多人因此被直接送进了集中营，甚至直接处决。
“我在1937年加入纳粹党，”拉贝的声音有些低沉，
“那是为了保住我在西门子的工作，当时几乎所有德国职员都被要求入党，但我从未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
军官冷笑一声，“每个来这里的人都这么说。”
审讯持续了很久，问题反复而尖锐。
当被问及在中国南京的行为时，拉贝详细描述了建立安全区、保护平民的工作，他知道这也许是他能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你说你保护了中国平民？”军官的语气充满怀疑，“一个纳粹党员？”
就在这时，拉贝请求允许他从自己那已被搜查过的旧公文包夹层里，取出一样东西。
在军官警惕的注视下，他用颤抖的手指，从皮革夹层的隐秘缝隙中，抠出了一张小心折叠、边缘磨损的纸片。
那不是钱币，而是一张证明。
他将纸片展开，平铺在审讯桌上。
那是一份用中文和德文书写、盖有中国官方印章的文件副本，标题是《感谢状》。
下面密密麻麻，是数百个中国人的签名、指印，有些字迹稚嫩，有些则颤抖不稳。
最上方还有几行较大的字，内容是感谢约翰·拉贝先生在南京危难时期的人道主义救助。
“这是南京的难民。。。以及一些官员，在我离开前交给我的。”拉贝的声音很低，
“他们当时说，也许有一天，这份证明能有用。”
军官拿起那张纸，仔细看着那些陌生的文字和无数鲜红的指印，他沉默了片刻，
“这份文件，我们会核实。”
军官最终说道，然后让人将拉贝重新关入监狱。
监狱的待遇虽然依旧艰苦，但拉贝不再有那种随时可能被处决的恐惧感。
他知道，是那份来自遥远东方的、被他珍藏的谢意，在现在这种关键时刻，为他提供了一层薄弱的、但至关重要的保护。
几天后，他等来的不是判决，而是汤姆·米勒和盟军军官的出现。
被带出监狱，坐进一辆吉普车后座时，约翰·拉贝仍然有些恍惚。
汤姆·米勒坐在他旁边，递给他一个水壶和一块巧克力。
拉贝机械地接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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