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周，医院表面上一切如常。
方郁雾的日程依然满得惊人：上午手术，下午实验室或会议，晚上批改学生论文和处理国际合作邮件。
但细心的人会发现，她出现在行政楼的时间变多了。
周二下午，她“顺路”去了医务处，和陈建国讨论了半小时关于缩短平均住院日的具体措施。
临走时，她像是忽然想起：“对了，陈处，你儿子明年高考是吧？想报医学院？”
陈建国听到这话一愣，没想到方郁雾的话题转变得这么快。
“是啊……这孩子非要学医，拦都拦不住，这当医生说得好听，但其中的难处，只有医生自己清楚。”
读个十几二十年，博士毕业，拿着几千块钱的工资，说多了都是泪。
“年轻人的志气要多鼓励。”方郁雾从文件夹里抽出一份资料。
“这是复旦医学院去年自主招生的面试题和评分要点，我托人整理的，虽然不是今年，但可以参考出题思路。”
见状陈建国连忙接过，连声道谢，两人目光交汇瞬间，有什么东西不言而喻。
周四中午，方郁雾在食堂“偶遇”科研处副处长张琳。
两人坐在一起吃饭，话题从最近的细胞治疗监管政策，自然地转到医院科研激励机制改革。
方郁雾说道：“我看了你写的关于设立青年科学家‘风险课题’基金的提议，想法很好，但预算委员会那边可能卡在风险评估上。”
张琳苦笑了一声：“我知道，魏院长也说过，但这种项目失败了不好交代。”
“失败是科研的常态。”方郁雾放下筷子，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承担失败的责任的勇气。
“这样，你把方案完善一下，加入分阶段评估和止损机制，下周的学术委员会，我把它列入议题。”
“方院长，这……”
“好想法不该被埋没。”方郁雾看着她，“医院的未来，需要敢想敢闯的人。”
周五晚上，方郁雾参加了一个小型晚宴。
做东的是市卫健委的一位实权处长，宾客只有六人，都是医疗系统的“少壮派”。
席间话题轻松，但方郁雾知道，这顿饭本身就是一个信号。
“方副院，你们医院那个普罗米修斯计划，最近动静很大啊。”卫健委的处长敬方郁雾的酒。
“部里领导都听说了，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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