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标准……”另一位英国学者欲言又止。
“我们采用逐步强化的知情同意流程，包括术前详细说明、术中实时确认、术后长期随访中的持续沟通。”
方郁雾的语气依然平和，但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如果有兴趣了解具体细节，我可以提供我们中心最近五年所有神经调控临床试验的伦理审查文件和知情同意书模板，我想，透明是最好的回应。”
对话在专业而略显紧绷的氛围中继续。
吴潇感到，方教授不仅是在为自己辩护，更是在为中国科学界的整体形象辩护。
几天后，一个更明显的冲突发生了。
在“计算神经建模”组的组会上，王珊提出了一个改进模型训练效率的算法优化方案。
方案很新颖，但需要调整现有的计算流程。
组里的资深科学家、来自日本的铃木博士直接发难：“这个方案的理论基础很薄弱，我们没有看到严格的数学证明。”
王珊准备充分，调出了一组推导：“这是收敛性证明的初步结果，虽然还不完整，但模拟实验显示……”
“模拟实验不能替代严格证明。”铃木打断她。
“在我们组，任何算法改进必须经过完整的理论验证，才能进入实施阶段，这是科学严谨性的基本要求。”
气氛有些僵硬。
组负责人、德国科学家试图打圆场：“铃木博士说得对，理论严谨很重要，但王姗的方案在模拟中确实有效果，我们可以并行推进理论证明和初步实施……”
“这会浪费计算资源。”铃木坚持自己的观点，“我建议，先完成理论证明，再考虑实施。”
这时，方郁雾恰好路过会议室，听到讨论便走了进来。
了解情况后，她看向铃木博士：“铃木博士，我记得你们组三年前提出的那个树突计算模型，最初也是先有模拟效果，两年后才完成严格的理论证明。
当时您说，‘生物学灵感有时领先于数学严谨性，两者可以并行推进’。”
会议室安静下来。铃木的表情有些不自然：“那……那是特殊情况。”
“科学探索中，很多突破都来自于特殊情况。”方郁雾微笑，语气依然平和。
“我同意理论证明很重要，但计算神经科学本质上是一门经验科学。
如果模拟实验显示出明确的优势，而理论证明需要时间，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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