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代谢通路和健康人不一样。”
“把患者的临床病历、肝肾功能动态监测数据全导入模型，”
方郁雾戴上手套，直接坐在测序仪旁，“非洲时处理过疟疾合并肝病的病例，记得这类患者的药物清除率要下调30%。
我们先基于这个系数重新校准模型，同时让临床那边每小时反馈一次生命体征，双向实时调整。”
方郁雾的指尖在键盘上飞快的敲击，将临床数据与实验室模型逐一对应。
沈安则安排研究员同步准备不同梯度的药物试剂。
凌晨两点，新的剂量方案终于敲定：在实验室推荐剂量基础上减半，分三次给药，每四小时监测一次血药浓度。
当林静将第一剂药物注入患者体内时，方郁雾还守在实验室的监测屏幕前。
看着血药浓度曲线逐渐贴合安全阈值，患者的血氧饱和度缓慢回升，她才松了口气，掏出手机给杨慕宁发了条消息：
“又跨过去了一道坎，临床与科研的磨合，比测序仪的校准还需要耐心。”
消息发出没几分钟，杨慕宁就回了视频。
屏幕里，他刚结束夜间巡逻，军装上还沾着沙尘。
“我就知道你能行，记得当年在非洲，你为了调整青蒿素衍生物的剂量，连续三天守着帐篷实验室和诊疗点，现在不过是换了个战场。”
“不一样了，”方郁雾揉了揉眉心，“以前是单打独斗，现在要带着两支团队同步前行。
临床医生怕科研脱离实际，研究员又不懂临床的紧急性，平衡起来太难了。”
“那就建个‘共享工作台’。”杨慕宁笑着提议。
“你当年在非洲不是把实验室搬到诊疗点隔壁吗？现在也可以试试。
让实验室的人多去临床轮转，让医生参与课题设计，大家亲眼看到彼此的难处，配合自然就顺了。”
杨慕宁的话点醒了方郁雾，这段时间忙得脚不沾地的，脑子都有些转不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