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方立即对吴建国展开秘密调查。发现他目前独居在城北一片待拆迁的旧楼里，深居简出。监控显示，在郑国强失踪前后以及老孙被袭当天，吴建国都有长时间离家、行踪不明的时段。更重要的是，技术部门通过比对，发现吴建国住处附近一家打印店的电脑里，有与恐吓信相同字库和排版习惯的文档残留记录，虽然文档已被删除，但通过技术手段部分恢复，内容片段与恐吓信高度相似。
抓捕时机成熟。警方在吴建国住处附近布控，趁其外出购买食物时将其控制。
吴建国没有反抗。被带回局里时，他脸上带着一种近乎解脱的平静，以及深植于皱纹里的、经年累月的怨毒。
在他的住处，警方搜出了尚未使用的麻醉气体原料、制作简易喷射装置的工具、几套不同尺寸的旧中山装、以及大量从网络和旧报纸上收集的、关于教育负面新闻的剪报。在一个上锁的铁盒里，还有一份手写的“名单”，上面列着七八个名字，除了郑国强和老孙，还有育才中学现任的校长、几位当年处理过吴俊事件的行政人员和老师。每个名字后面，都标注着简短的“罪状”和计划中的“惩戒方式”。
审讯室里，吴建国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他的动机源于八年前儿子吴俊所遭遇的“不公”。他将儿子后来的“失败”完全归咎于郑国强的“刻薄侮辱”和学校行政的“官僚处理”。下岗后的人生失意，更强化了他这种偏执的归因。他逐渐形成了一套扭曲的逻辑：正是这些“不配为师”、“失格”的教育工作者，用僵化的标准和冷酷的态度，毁掉了一个个像他儿子那样的“非标准”孩子，他们是教育体系“藏污纳垢”的根源，是社会“道德滑坡”的推手。
他自命为“肃正者”，要通过“审判”和“清洗”，来为儿子“讨回公道”，并警示世人。他选择郑国强作为第一个目标，不仅因为旧怨，还因为郑国强严厉古板的形象在他心中是“僵化教育”的象征。他精心策划了那场“溺水审判”，让郑国强在象征着“洗刷”的河水中，穿着他心目中“传统教师”该有的服饰，以“端正”的姿态接受“裁决”。迷晕老孙，则是对当年“帮凶”的警告，也是展示自己有能力在校园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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