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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概没想到，周砚能从一份内部征求意见稿里直接追到名册背后的权力根系。可周砚比他更清楚，在这种结构里，真正的主控从来不在台前。台前的人只负责说“修复”，背后那张名册才负责决定谁被修，谁被留下，谁被抹去。
“把修复学委员会成员名册调出来。”周砚说，“今天就并进去。”
“你没有这个权限。”副总低声说。
“那就交给纪检和内控。”周砚转头，“既然这套机制拿的是治理名义，就得按治理程序把成员、权限、召回规则全部公开。否则它不是修复，是私修。”
纪检负责人没有犹豫太久，直接点头。
“可以并案。”
这四个字一出，说明室里那份《专项说明》忽然显得格外轻薄，像一层随时会被风吹散的纸皮。副总没再开口，因为他也知道，从这一刻起，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继续说明”，而是“名册是谁定、谁能进、谁能被回收”。
周砚看着屏幕上那串名字，脑子里忽然闪过第236章到第238章一路推进过来的所有节点。阈值、交汇点、责任曲线、重构场、信任经济，原来都只是这张名册的外壳。真正的底层逻辑，是修复学。谁有资格修，谁就有资格改名字；谁能改名字，谁就能改人的去留。
“顾明。”周砚说，“把修复学委员会成员的外联记录、历年回写口、召回签批一起打包。我要看这张名册到底从哪一年开始长歪的。”
顾明应了一声，马上回到电脑前。
屏幕上，名单树仍在一条条展开，像一棵没有树冠的黑树。周砚站在那棵树前，第一次真切意识到，他们并不是在查一个系统，而是在翻一套多年积压的名册。名册背后藏着的不是某个执行人，而是更高层的定义权：谁有资格被修复，谁被定义成需要修复，谁可以借修复留名，谁必须在修复里被删去。
而这，才是旧账真正的刀口。
前厅的门半掩着，走廊尽头又传来新的脚步声，急而密，像是另一波人也已经闻到味道赶了过来。周砚没有回头，只把那份内部征求意见稿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的落款不是个人名字，而是一排单位名。
最末尾有一行极淡的灰字，像是怕被人看见，却又故意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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