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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点，董事长召开专项会议，会议名称很短：**“S-19处置与专项岗位调整”**。参会人员比以往少，都是能做决定的人：董事长、两名独立董事、纪检负责人、法务总监、信息中心主任、第三方许衡（线上）、警方联络人（旁听）、周砚。
董事长没有绕弯：“我们现在要解决三个问题：S-19到底是谁的机制？专项联络岗位是否还保留？责任名单怎么出？”
“名单”两个字出现，空气瞬间凝固。名单意味着个体开始被点名。点名意味着冲突会升级。影子机制最怕名单，但也最擅长在名单阶段搅浑水：你点我，我点你；你拿我，我拿你；最后所有人都厌倦，回到“算了”。
周砚开口先定框：“名单不是为了报复，是为了打掉可否认性。我们建议先出‘岗位名单’再出‘个人名单’，先把机制拆掉，再把责任落到人。”
独立董事问：“岗位名单怎么写？”
陆律把“岗位风险清单”投出来，按控制点列：
*专项安全联络岗位：证书发放、审核、权限域配置；
*集团办公室信息协调岗位：跳板机与自动化触发链维护；
*安全运维管理岗：授信规则与临时授权包设计/维护；
*物业外包对接岗：外包执行链核验缺失；
*媒体口径管理岗：模板库与口径材料分发。
“岗位名单的意义，是把组织漏洞公示出来。”陆律说，“个人名单则根据证据矩阵分层落地。”
董事长点头：“那个人名单的证据矩阵标准是什么？”
许衡在屏幕上回答：“至少要满足三类证据中的两类：
A类：技术证据（会话ID、设备指纹、token指纹、证书序列号、日志哈希）；
B类：流程证据（审批单、签收单、岗位职责、编号纪要）；
C类：行为证据（口供一致性、传播链、门禁/摄像头对齐）。
满足两类即可进入内部问责；满足三类且涉及持续干预，可移交刑事协查。”
“清晰。”董事长说，“按这个标准做。”
警方联络人提醒：“刑事部分我们会依法推进，但你们内部不要提前泄露‘拟名单’，防止串供与毁证。可以先做岗位调整与权限收回。”
“权限收回今天就做。”信息中心主任说，“专项联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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