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的可行性,毕克定给出的结构跟她私下向董事会提交的“最理想但最不可能出现”的模型几乎重叠。
接下来的六个小时,双方进入正式的条款细节谈判。诺顿的法务团队果然没有客气——他们把框架协议的每一个条款都拆开来逐字逐句地推敲,从知识产权归属到利润分配比例,从董事会席位的投票权重到联合实验室的专利申请署名顺序,每一个标点符号都要争。毕克定和笑媚娟带来的投资团队也寸步不让:诺顿坚持把合资公司注册地放在伦敦,毕克定寸步不让地锁定上海自贸区;诺顿要求以现汇方式一次性注入全部三亿英镑,毕克定坚持分两批兑付,第二批以技术服务采购形式转为等值英镑结算;诺顿首席法务官想把专利池的独立审计权限全部保留在英方,笑媚娟当场给出了合资公司另设独立的合规委员会、中英双方审计师共同轮值签署每一份专利使用备忘录的方案。争论最激烈的时候,一度暂停了正式议程,两群西装革履的谈判代表分成几组在走廊交换计算底稿,咖啡被喝掉了整整八壶。
直到下午四点半,毕克定在做最后陈述时把笔搁下揉了揉眉心,声音已经有些沙哑:“各位——当年诺顿为协和式客机生产第一片涡轮叶片的时候,厂房还没有我们今天这间会议室宽敞,设备精度只有现在一台数控机床的十分之一。你们那时候不怕犯难,现在海上风电这一轮机会也不需要怕。在座任何一位手上攥着的技术图纸拿到亚洲市场都能重新发牌,缺的从来不是图纸,是愿意和你们一块儿走完这条路的战友。”
这番话一出口,玛丽琳·陈和布莱克伍德同时停下了正在计算的便携终端。格雷夫斯爵士则坐在椅子里,目光落在桌角那排蒸汽轮机模型上一言不发地沉默了好一阵——那个模型正是诺顿第一代创始人亲自设计的第一台轮机,齿轮结构比他祖父的年纪还大。
他慢慢站起来,拄着手杖走到墙边,从墙上取下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群穿着工装的工人站在诺顿工业第一间厂房门前,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煤灰和汗水,但笑得非常灿烂。
“这是我曾祖父。”格雷夫斯爵士指着照片最前排中间一个留着浓密胡须的年轻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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