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由朕不躬亲所致也”，将粮食歉收、百姓饥寒归咎于自身对农业的重视不足，时刻警醒自己坚守重农初心。
在他看来，劝课农桑的核心关键，便是不违农时，反复强调“农时甚要，不可暂失”，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关键节点，绝不能以任何徭役、政务侵占农耕时间。贞观五年，朝廷商议为皇太子举行冠礼，阴阳家占卜后，认为二月举行最为吉利，可二月恰逢春耕大忙时节，农户全员下田、一刻不得耽搁。李世民得知后，当即否决二月行礼的提议，直言“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今改用十月”，宁愿屈从礼仪、更改太子冠礼吉时，也绝不耽误春耕农时。太子冠礼关乎国本礼制，他却不顾阴阳家与朝臣劝说，执意以农事为先，足见其对不失农时的极致重视。
李世民平日喜好狩猎，以此演练武备、警示朝野不忘边防，但即便如此，他也始终坚守不碍农时的原则，所有狩猎活动全部刻意安排在冬季农闲时节。据《旧唐书·太宗本纪》明确记载，贞观年间他共计七次外出田猎，无一例外都选在每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此时农田秋收完毕、农事停歇，绝不会对农业生产产生丝毫干扰。
为从制度上杜绝滥用民力、侵占农时的行为，李世民更是将“不夺农时”纳入法律体系，以律法刚性保障百姓农耕时间。《唐律》专设《非法兴造》条文，明令禁止各地私自兴役、劳民伤财：“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唐律疏议》卷十六进一步细化规定，凡修缮城郭、修筑堤防等各类工程营造，必须严格依照《营缮令》，精准核算所需人力，上报尚书省获批后，方可征调民役；若地方官员不上报朝廷、不待批复，擅自征调民力服役，一律按照所役人力的庸值，以坐赃罪减一等论处。这套严苛的法律条文，从根本上限制了官府随意征发徭役、大兴土木的权力，彻底杜绝滥用人力、侵扰农事的行为，深刻体现了李世民与民休息、惜农护农的治国思想，为贞观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