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太宗开明友善的民族政策带动之下，唐朝的中外关系同样迎来空前繁盛的局面。贞观中后期，四方远邦与周边政权的君长竞相派遣使臣入唐朝贡觐见，沿途驿道络绎不绝；每逢正月元日大朝会之时，前来朝拜的各国使节、首领常多达数百乃至上千人，万国来朝的盛景蔚为大观。依托强大国力、开放包容的对外理念，唐朝与亚洲各地建立起广泛而深入的官方往来，其中与印度、日本、朝鲜半岛诸国、吐蕃、吐谷浑、真腊、林邑等政权的交往尤为典型，既有和平友好的文化互通，也有军事冲突与战略博弈，共同构成了贞观年间复杂而立体的对外格局。
一、唐印交往：从文化互通到王玄策平定中天竺
7世纪初，与唐王朝同步走向强盛的印度，在戒日王尸罗逸多的征伐之下，逐步完成五天竺的统一，建立起强盛的中天竺摩揭陀国。唐朝与印度的正式结缘，始于玄奘西行求法。贞观五年（631年），戒日王召见玄奘，玄奘向其详细讲述了唐太宗平定四方、威震四海、安抚夷狄的赫赫功业，令戒日王心生向往，决意与大唐通好。贞观十五年（641年），戒日王首次遣使上书唐朝，唐太宗随即派遣云骑尉梁怀璥持节前往抚慰回访，中天竺亦再度遣使入唐，唐印之间正式开启官方使节互访。
贞观十七年（643年），为答谢摩揭陀国遣使通好、同时宣扬大唐国威，唐太宗正式组建22人使团出使印度，任命李义表为正使、王玄策为副使。使团途经吐蕃、泥婆罗，于同年十二月抵达中天竺曲女城，受到戒日王隆重接待。此后数年，使团遍历五天竺各地，巡礼佛教圣迹，考察风土人文，先后于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在耆阇崛山勒石铭记，二月在摩诃菩提寺立碑留念，完成外交使命后启程归国。
首次出使极大提升了唐朝在印度半岛的影响力，天竺各国纷纷遣使入唐贡献方物。为送还各国使节，并专程前往摩揭陀求取制糖工艺，唐太宗再度派遣使团出使，由太子右率府长史王玄策担任正使，蒋师仁为副使。使团先行访问四天竺诸国，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抵达中天竺，恰逢国内局势剧变：戒日王已然去世，权臣那伏帝阿罗那顺发动政变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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