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超的政治智慧。
对于宣帝在武帝庙乐之争中的表现，后世史家多有赞誉。西汉晚期的经学家、目录学家刘向曾评价宣帝“聪明远识，制持万机”，认为其政治能力在汉文帝之上——这一评价并非溢美之词，而是基于宣帝对复杂政治局面的精准把控。
汉文帝虽开创“文景之治”，但继位初期面临诸吕之乱后的权力真空，更多依赖功臣集团的支持；而宣帝继位时，不仅有霍光这样的“权臣”牵制，还面临“巫蛊之祸”后的皇室血缘争议、匈奴威胁等多重挑战。但宣帝通过“武帝庙乐之争”，以“礼仪”为切入点，既解决了正统性问题，又震慑了朝堂，还为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其政治手腕的成熟度远超同期的帝王。
《汉书·郊祀志下》中“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统兴，故立三年，尊孝武庙为世宗，行所巡狩郡国皆立庙”的记载，更是直接点出了宣帝与汉武帝“正统”传承的关系——正是因为宣帝以“武帝正统”自居，才会在即位三年后推行尊奉武帝的举措。这一记载不仅是对历史事件的记录，更是对宣帝政治意图的精准解读。
武帝庙乐之争最终以宣帝的全面胜利告终，但其影响远不止于此。它不仅确立了汉武帝在汉朝宗庙体系中的崇高地位，更重塑了汉朝的“历史记忆”——将汉武帝的“武功”与“仁政”结合，构建了一套“圣君治国”的叙事范式；同时，它也成为宣帝巩固皇权、推行治国方略的重要转折点，为后续“孝宣中兴”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从这一角度来看，武帝庙乐之争不仅是一场关于“庙乐”的礼仪争议，更是西汉中期皇权建构、正统传承与国家战略的集中体现，其历史意义远超事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