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售，绝不会搞价格歧视。”
“这……” 王市长听了，心里的石头放下了一半。
人家主要做出口，挣外汇，工资高似乎也说得过去，还能带动本地消费。
份额先不说，至少产品价格冲击的担忧可以缓解。
但是，这工资问题依然是颗炸弹。
“白先生，您能考虑出口创汇，为国家和地方着想，我们非常感激。
让咱们的建筑队干活、解决就业，更是雪中送炭。” 王市长语气恳切，但态度坚决，
“可是，这一千元的月工资……恕我直言，真的不能按这个标准来。
您可能不知道，我们市里效益最好的几家重工业厂，八级老师傅一个月也就一百出头。
您这新建的轻工厂，普工就开一千……这消息要是传出去，其他厂的工人还不得全跑您这儿来？或者全闹着要涨工资？那全市的工资体系、生产成本可就全乱套了！
我们地方政府的压力会非常大，也不利于稳定啊。”
王市长说的是大实话。
在计划经济色彩依然浓厚、工资标准基本由国家定调的年代，一个企业陡然开出高出行业标准十倍的工资，引发的连锁反应和社会震动，是地方政府绝对无法承受的。
这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严肃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问题了。
白书昀陷入了沉思。
他意识到，自己习惯的港岛市场化薪酬逻辑，在内地这个特殊的转型时期，遇到了国情这道坚实的墙壁。
单纯的好意和高薪，在这里可能行不通，甚至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