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密码本从暗格里重新取了出来。不是要发报，而是要销毁。密码本只剩最后三页，没有新密码本补充，这三页用完就是废纸。按照纪律，废纸必须销毁，不能让敌人拿到一个字。他的手指慢慢摩挲着那三页纸的边缘，纸张已经被翻得起了毛，有些地方被汗渍洇得模糊了。每一个密码组，他都记得——不是记在纸上，是记在脑子里。七十组，全部背下来了。这是情报员的基本功，也是情报员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密码还在脑子里，敌人永远拿不到。
他划了一根火柴。火柴头在潮湿的空气里嘶嘶地响，跳了几下才燃起来。火苗映在他脸上，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扭曲而巨大。第一页纸烧起来了，火舌卷着纸张，舔舐着他手指的倒影。第二页。他忽然觉得这火像极了五年前的南京秋天。1947年他在南京被捕，审讯室里只有一盏灯，审讯官坐在灯后，看不清脸，只听见声音：“你不说，明天你的照片就会出现在你女儿的襁褓里。”当时他笑了，心想，我连襁褓长什么样都忘了。可他没忘。后来他被释放了，证据不足。走出看守所的时候太阳很大，他站在看守所门口，忽然蹲下来哭了，是因为阳光太刺眼，不是因为别的。他这么对自己说。直到几年后他才知道，女儿在他被捕期间发了一场高烧，差点没救过来，妻子跪在医院走廊里，把家里最后一只镯子塞给了药房的人。这些事没有人告诉他，是他后来自己打听到的。他知道的时候，女儿已经两岁了，会说“爸爸”两个字了，但他没听过。
第三页密码在火盆里蜷曲，化作灰烬。火灭了，只剩下一缕青烟，呛得他眼眶发酸。阁楼里安静得只剩下窗外的暴雨声，和偶尔从门缝里漏进来的、伙计们分月饼的笑声。笑声很轻，很快被雨声盖过，像石沉大海。
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1934年的秋天，他八岁。那年家乡大旱，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父亲带着他和妹妹逃荒到省城投奔亲戚。走到半路，妹妹饿得走不动了，父亲把她放在一棵槐树下，说哥哥去给你找吃的，你在这里等着。等他和父亲揣着讨来的半块红薯回到槐树下，树还在，妹妹不见了。他找了整条街，喊哑了嗓子，妹妹像一滴水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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