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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羡仔细分析了这个过程。
这种方法，在刑名断案中并不算罕见，可归类为利用信息差制造囚徒困境的基础手段。
关键在于审问者对时机和审讯对象心理的把握。
李逸尘做得干净利落，效率很高，显示了他具备一定的观察力和逻辑推理能力，行事果断。
但这能证明他是那个教导太子的“高人”吗？
李君羡认为不能。
这更像是一个聪慧、有心计的年轻官吏，在特定事件中展现出的实务能力。
大唐各州县的能吏中，擅长此道者不乏其人。
李逸尘在此事上的表现，可圈可点。
但并未超出其年龄和职位可能具备的能力范畴。
它解释了太子为何会在后续事务中注意到他，甚至委以一些职责，但无法将其与“帝师”级别的隐士高人划上等号。
最后，是李逸尘在东宫推行的文书分类归档之法。
这份功劳是明确记录在案的，也得到了陛下的认可和推广。
李君羡调阅了李逸尘当初呈给太子的那份关于文书分类的简要条陈副本。
条陈写得清晰明了。
将东宫往来文书按照来源、紧急程度、事由类别进行划分，设计了一套简单的编号和归档流程。
并规定了不同类别文书的处理时限和保管要求。
这套方法确实有效提升了东宫文书处理的效率，减少了混乱和积压。
其思路核心在于“分门别类，各有归置，权责清晰”。
李君羡不得不承认，这法子想得巧妙，且极具实用性。
它需要设计者对官僚机构的运作流程有相当的了解，并具备较强的归纳和组织能力。
这绝非一个只会死读书的平庸伴读所能提出。
然而，他再次审视其性质。
这依然是一种“管理技术”层面的创新，类似于工匠改进工具以提高生产效率。
它体现了提出者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和一定的系统思维。
但其所涉及的学问深度和战略性，与能够阐释国家信用根基、博弈权衡之道那种层面的大智慧，似乎仍存在距离。
一个精于实务、善于总结归纳的干才，同样可以提出这样的方法。
李逸尘的形象，在李君羡的脑海中逐渐清晰，也愈发矛盾。
他不再是那个完全平庸、毫无亮点的伴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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