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有哭，苏砚这个人，好像天生就缺少哭泣的功能，她的悲伤从来不往外流，只往里吞。
“进屋吧。”她说。
老宅的内部比外面看起来要整洁得多，定期打扫的痕迹很明显。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张黑白全家福，照片里的苏远山穿着九十年代流行的宽肩西装，抱着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旁边站着一个温婉的女人。陆时衍的目光在照片上停留了几秒——那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笑得没心没肺，和现在这个永远冷静自持的苏砚判若两人。
苏砚从储藏室里搬出一个纸箱，里面是苏远山生前的遗物：几本工作笔记，一沓泛黄的照片，一个旧的算盘，还有那张家喻户晓的便签，被塑封在一层塑料膜里。她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摆在茶几上，动作很轻，像在触摸一个易碎的梦。
“这些东西我每年都会拿出来看一遍，”苏砚说，盘腿坐在地毯上，背靠着沙发，“每次都想从里面找出点什么，但每次都找不出来。我爸留下的所有东西都在告诉我，他是一个好人，一个认真的商人，一个爱女儿的父亲。可是一个好人的结局是被人吃干抹净，然后从楼顶跳下去。”
陆时衍在她旁边坐下来，拿起一本工作笔记翻了翻。笔记的内容很琐碎，记录着公司的日常运营、会议纪要、技术方案的草图。苏远山的字迹工整而用力，每一笔都像是刻上去的，看得出是一个做事极其认真的人。
“你后来查过，设局的人除了我导师，还有谁？”陆时衍问。
“三个，”苏砚说，“一个已经死了，心肌梗塞，十年前的事。一个在监狱里，因为别的案子。还有一个——”
她停了一下，嘴角浮起一丝奇怪的笑意：“还有一个现在是我公司的股东，三年前被我一点一点收购了他手里的股份，他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女儿在国外读书的学费，其实是从我手里流出去的。”
陆时衍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他想起自己在调查导师的过程中，也做过类似的事——用最合法的手段，做最狠的报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苏砚是同一种人，只不过他披着法律的外衣，而苏砚披着商业的外衣。他们都是那种会把仇恨嚼碎了咽下去，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慢慢消化的人。
“你是不是觉得我太记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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