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字。字迹很工整，是一笔一划的楷体，和苏砚平时签名时那种凌厉的连笔完全不同，像是刻意放慢了速度写的。
“陆律师：你办公桌上的笔记本电脑，是导师配发的吗？——苏。”
这句话的末尾没有“砚”字，只留了一个姓氏。
但陆时衍盯着那个“苏”字看了很久，久到他的眼眶开始发酸。因为那个字的最后一笔收笔的时候有个微不可查的上挑——那是长期签名习惯带出来的，签名的时候连笔连惯了，连单独写一个字都控制不住。她本来想签全名，但是写到姓的时候改了主意，只留了姓，把名字咽了回去。
她在克制。
这个人，连在一张不会给任何人看的备忘录背面写字，都在克制。
陆时衍把备忘录折好，放进了自己西装的内袋。位置和刚才苏砚放那封手写和解协议的位置一模一样。
然后他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响了三声，接通了。
“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苍老的、带着痰音的声音，语气温和，像任何一个年近七十的长者。
“老师。”陆时衍说。
“时衍啊，怎么这么晚打电话？”
“不晚。下午四点。”
“哦哦，我午睡刚醒，还以为天黑了。”老人在电话里笑了笑，笑得和蔼可亲，“案子怎么样了？上次跟你说的方法，用了没有？苏砚那边有没有什么反应？”
陆时衍握着手机的手在微微发抖，但他的声音稳得像是站在法庭上做开场陈述。
“用了。”他说，“效果很好。她已经开始乱了。”
“那就好，那就好。”老人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松弛的满意，像是听到学生交了好成绩的老师，“这次一定要把她彻底打垮。她父亲欠的，让她来还。”
“老师。”
“嗯？”
“您认识苏砚的父亲？”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这两秒的沉默，在陆时衍的耳朵里比整个庭审过程所有的质证交锋加起来都漫长。
“当然认识，”老人说，声音里的温和没有减损半分，“我代理过他公司的破产案嘛。不过那是十年前的事了，你那时候还在读法学院，怎么突然问这个？”
“没什么。”陆时衍说，“就是想确认一下。”
挂掉电话之后，他把手机放在桌上，用手掌盖住了屏幕。
手机屏幕透过他的指缝漏出冷白色的光，照在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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