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领带，每天早上系得一丝不苟。苏砚每次看到都觉得有种隐秘的满足感，像偷偷在别人的领地插了面不显眼的小旗。
“你师父教了你七年，”她轻声说，“现在你要亲手把他送进去。陆时衍，你确定你不会后悔？”
陆时衍沉默了一会儿。
台下的人声透过幕布传进来，嗡嗡的，像一锅正在加热的水。
“我后悔的不是要做这件事，”他终于开口，“我后悔的是，我花了太长时间才看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七年。苏砚，我用了整整七年才敢正视我自己的怀疑。”
“你父亲破产那年，周牧之找过我。”陆时衍说这话时没有看苏砚，目光落在幕布上那道窄窄的缝隙上，好像在看很远的地方，“他跟我说，有个叫苏远山的商人，用卑鄙手段窃取了他的当事人的核心技术，害得那家公司差点倒闭。他说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打赢官司，但苏远山提前转移了资产，导致胜诉判决成了一纸空文。他让我记住这个案例，说这是做律师最无奈的事——赢了官司，输了正义。”
苏砚手里的纸杯被捏变了形。
苏远山是她父亲。
“你那时候信了？”
“信了。那年我二十四岁，刚进律所，觉得周牧之是这个世界上最正直的律师。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当成真理。”陆时衍的喉结滚了一下，“直到三个月前，我在整理旧档案时翻到了那起案子的卷宗。苏远山没有转移资产，所谓的‘窃取技术’是对方公司反向工程了他的产品之后恶人先告状。你父亲当年之所以不请律师，是因为他的钱全被冻结了，连诉讼费都交不起。”
“最后是法院指定的法律援助律师帮他打的官司。那个律师开庭前一天才拿到材料，连对方的产品说明书都没看完。”
苏砚感觉到眼眶在发热，但她没有让眼泪掉下来。
她花了十年学会不在人前哭。父亲破产那年她十四岁，从贵族学校退学的那天，她在校门口哭了整整一个小时。后来她发现哭没有任何用处——债主不会因为你哭就少收一分钱，银行不会因为你哭就解冻账户，母亲不会因为你哭就从病房里站起来。
从那天起她就不怎么哭了。
“所以你后来选择做科技领域的律师，”苏砚说，“是因为这个案子？”
“是。我想知道一个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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