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可以谈’，那时候对方什么条件都愿意答应；他会在证据里藏一两处无关紧要的小漏洞，让对手以为抓住了把柄，然后在庭上反手一击，把对方彻底打垮——因为对手把精力全放在了那个假漏洞上，真正的杀招根本没看到。”
说到这里，沈青岚停了一下。她的目光再次落在导师身上，这次她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连她自己都没察觉的苦涩。
“这些都不是违法的。或者说，都在法律的灰色地带。我学了十二年法律，在他身边干了九年，我比谁都清楚，他从来没有留下过任何把柄。但是，我也比谁都清楚——一个从来不违规的人，不一定在行善。一个永远站在规则门槛上的人，也许从一开始就不是善良的，只是聪明而已。”
法庭里安静得落针可闻。书记员的手指停在键盘上，忘了敲击。法官低头看着案卷，但眼睛没在动。
“所以你不愿意帮他做事了。”陆时衍说。
“对。”沈青岚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颤抖，“我辞职的时候，他请我在办公室喝了最后一杯茶。他问我，青岚，你觉得法律是什么？我说，法律是底线。他笑了，他说——法律不是底线，法律是盾牌。你以为你拿着盾牌是在保护正义，但盾牌拿在谁手里都一样，关键是站在谁那一边。”
“你怎么回答？”
“我没有回答。我放下茶杯就走了。走出律所大门的时候，我的整个后背都是湿的，手也在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我知道，他说的那句话，在某些时候，是真的。”
沈青岚低下头，手指紧紧攥着证人席的栏杆，指节发白。
这时候，一直沉默的导师忽然开口了。
他的声音很平和，和他二十年前站在法学院讲台上讲“法律人的第一课”时一样，不紧不慢，带着一种让人无法反驳的从容。
“青岚，”他说，甚至没有站起来，“你记不记得你刚进律所的时候，第一次在庭上发言，被对方律师驳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天晚上你在办公室哭，我告诉你一句话——法庭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证据的地方。有理的人不一定赢，有证据的人一定不会输。你以为我教你的是歪理邪说，但你现在做的，不正是拿证据说话吗？你变了的是你的立场，不是我教给你的东西。”
沈青岚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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