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高跟鞋踩在水泥台阶上，节奏快而稳，每一步都踩得很实。陆时衍跟在她身后两步远的位置，保持着进可攻退可守的距离——这是他作为律师的职业习惯，在任何场合都不会与当事人贴得太近，但又随时能在对方摔倒的时候伸手扶住。
这个距离，他们在停车场的对峙中保持过。
在咖啡馆交换数据的时候保持过。
在医院彻夜分析线索的那个晚上，她靠在他肩上睡着了，这个距离第一次被打破。
现在，苏砚忽然停下脚步。
陆时衍反应极快，在她停下的同一瞬间刹住，脚尖距离她的鞋跟刚好两厘米。他低头看她的后脑勺——那根挽发的黑色皮筋是她临时从手腕上撸下来的，缠绕得不够紧，有几缕碎发从侧面滑出来，贴在她耳后。
“怎么了？”他问。
“外面有车。”
苏砚推开楼梯间的防火门，一股热风裹挟着汽车尾气和初夏的潮湿扑面而来。法院侧门外是一条窄巷，只够一辆车通过。一辆银灰色的合资品牌轿车停在巷口，车灯亮着，引擎没有熄火。驾驶座车窗摇下来一半，里面坐着一个戴墨镜的女人。
墨镜摘下来，露出一张苍白但清秀的脸。
薛紫英。
她已经换掉了庭审时穿的那件灰色外套，换成了一件黑色的短夹克，头发也重新打理过，脸上画了淡妆。她看起来比庭审时精神了不少，但眼眶微红，睫毛膏和泪水搅在一起晕开一小片。
“上车。”薛紫英推开副驾驶的门，“有一批记者已经绕到正门了，你们从这里出去不到两百米就会被堵住。”
陆时衍看着她，沉默了一秒。自从上次薛紫英潜入律所窃取他的案件资料被他当场拆穿后，他们就没有再单独见过面。当时薛紫英跪在他面前，哭着说自己被导师胁迫、被父亲拿母亲的医药费要挟，说了很多遍“对不起”。他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三个字。你走吧。
“我知道你不想看见我。”薛紫英没等他开口，自己先说了出来，语气里带着一种被磨平了棱角之后的平静，“我也不想为难你。但苏砚救过我一次——她帮过我，不是出于交情，纯粹是因为觉得我还算是个有底线的人。”她说到这里苦笑了一下，笑意很淡，像水面上被风吹皱的纹路，“我自己都不太确定我还有没有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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