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了？”
“七年。怎么了？”
“没什么。”她说着把伞柄往自己肩上轻轻一敲，像在试一件刚买的东西是否顺手。然后她绕过车头，拉开副驾的门，坐进去。车门关上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吵醒什么人。
陆时衍站在车外，看了一眼她坐进去之后留在车窗上的侧影，心里有什么东西软了一下。不是钝痛，不是酸涩——是一种很安静的软，像一块冰在温水里慢慢化开。
他上了车，发动引擎。
“回公司？”他问。
“先去个地方。”
“哪儿？”
“我小时候住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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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开进老城区的时候，苏砚一直没有说话。
她把车窗摇下来一半，右手搭在车窗边沿上，手指无意识地敲着车门。风吹进来，把她额前那几根碎发吹得一飘一飘。窗外的景色从高楼大厦变成了五六层的旧式居民楼，又从居民楼变成了一片正在拆迁的废墟。推土机停在废墟边缘，铲斗搁在地上，像一个累倒了的怪兽。残垣断壁上还贴着去年的春联，被雨水泡过，红纸褪了色，褪成一种说不上来的脏粉色，上面的字倒还清晰——“福”。
“左拐。”她忽然开口。
车子拐进了一条窄巷子。巷子两边是那种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的单位宿舍楼，六层高，外墙原本贴的是白色瓷砖，现在瓷砖掉了一小半，露出下面灰扑扑的水泥。没掉的那些也早已不白了，被二十多年的炊烟和尾气熏成了深灰色。每家的阳台都封了防盗网，防盗网里堆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旧花盆、空油桶、一辆已经看不出颜色的儿童自行车，前轮没了。
“停。”她说。
车停了。苏砚没有马上下车，而是坐在座位上，从车窗里望着那栋楼。四单元，三号楼的四单元。门口的防盗门早就没了，门洞黑漆漆的，像一只没有眼珠的眼眶。门洞边上的墙上，有人用粉笔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跳房子格子，数字写到“6”就断了，后面留下一截空荡荡的线条。
她推开车门，走下车。陆时衍跟在她后面。
她站在那栋楼前面，仰头看着四楼。
“我家以前住四楼。401。”她的声音很平静，不是在回忆，是在陈述，像在念一份自己已经看过很多遍的文件，“三室一厅，七十平米。客厅的窗户朝东，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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