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四五行字，最后什么都没发，把手机扣在桌上。
算了。他说了下午四点钟来接她，那就等下午四点钟。
下午两点，苏砚准时出现在投资方李总的办公室。李总五十多岁，圆脸，笑眯眯的，看起来像个弥勒佛，但苏砚知道这个人不好对付——他在投资圈混了二十多年，什么样的创业者没见过，什么样的故事没听过。他能笑眯眯地听完你的路演，然后笑眯眯地告诉你“我们再考虑考虑”，然后永远不再联系你。
谈判进行了两个小时。李总对公司的新技术和市场前景没有太多质疑，他质疑的是苏砚本人。
“苏总，我直说了。”李总把钢笔放在桌上，“你的技术很牛，团队也很强，市场空间也够大。但你们公司和导师那边打官司的事，已经上了好几次新闻了。作为一个投资人，我最怕的不是项目失败，是项目被官司拖死。你怎么保证，你们公司的法律风险不会影响到投资人的利益？”
苏砚看着李总的眼睛，沉默了两秒。
“李总，我没办法保证。”她说，“法律诉讼本身就有不确定性，任何一个律师都不会给你百分之百的胜诉承诺。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我苏砚做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底。这场官司我不会输，不是因为我有必胜的把握，而是因为我输不起。一个人输不起的时候，往往会赢。”
李总看了她几秒，忽然笑了：“苏总，你这个人有意思。上一个跟我说‘输不起’的创业者，后来真的没输。行，我跟合伙人商量一下，下周给你答复。”
苏砚站起来，跟李总握了手，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四点钟，陆时衍的车准时停在了写字楼门口。
苏砚拉开车门坐进去，发现副驾驶座上放着一束花——不是什么名贵的花，就是路边花店里常见的那种小雏菊，白色和黄色相间，用牛皮纸包着，简简单单的。
“送你的。”陆时衍说。
苏砚把花拿起来，放在鼻子前面闻了闻，没什么香味，但看着很舒服。她把花小心地放在后座上，系好安全带。
“现在可以告诉我去哪了吧？”
“到了你就知道了。”
陆时衍开车穿过市中心，上了高架，往城外开。苏砚看着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大厦变成住宅小区，从住宅小区变成农田和空地，最后车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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