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同窗——一个叫魏明远的人。
“苏砚。”陆时衍的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像是被秤称过的，“如果我告诉你，我找到了你父亲当年那个案子的代理律师的原始草稿，里面记录了资本介入的证据——你会怎么想？”
苏砚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
“你找到了什么？”
陆时衍从公文包里取出那份泛黄的草稿，翻到第七页，递给她。
苏砚接过去，就着路灯的光一字一句地读。她的表情从最初的震惊变成愤怒，又从愤怒变成一种深沉的、几乎要将人吞没的悲哀。
“所以他选择了沉默。”她合上文件，“我的父亲，三千名工人的生计，一个家庭的崩塌——在他眼里，都不如‘不让我的学生卷入漩涡’重要。”
“他不是为了保护他的学生。”陆时衍说，声音有些涩，“他是为了保护他自己。因为如果深究下去，第一个被问责的不是资本，而是他——作为代理律师，他有义务为客户争取最大利益，但他没有做到。他不是在保护谁，他是在掩盖自己的失职。”
苏砚看着他，目光复杂。
“你很难过。”她说，语气里没有嘲讽，只有一种同病相怜的理解，“他是你的导师，是你尊敬的人。发现他不是一个好人，比发现敌人是坏人更让人痛苦。”
陆时衍没有否认。
“我不在乎他是不是好人。”他说，“我只在乎真相。”
风又吹过来了，这一次带着远处工地施工的机器轰鸣声。城市的边缘在不断地向外扩张，废墟终将被高楼取代，旧的故事终将被新的故事覆盖。但有些东西不会消失，它们会像种子一样埋在泥土里，等待合适的时机破土而出。
“合作吧。”苏砚突然说，声音里有一种决绝的坚定，“你有的证据，我有的证据，合在一起，也许能拼出十年前的全部真相。”
“然后呢？”
“然后——”苏砚看着厂区深处那座黑黢黢的废弃厂房，“我会让那些人为他们的选择付出代价。不是复仇，是讨债。十年前他们欠恒远的，欠我父亲的，欠那三千名工人的——我要一笔一笔地讨回来。”
陆时衍看着她，路灯的光落在她的侧脸上，勾勒出一道坚毅的轮廓。这个女人不像他见过的任何一个当事人——她不哭诉，不哀求，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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