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陆时衍来接她。
他开了一辆黑色的轿车，不是什么豪车，就是一辆普通的奥迪A6，低调得不像一个打赢了千亿案子的律师。他帮苏砚把东西放进后备箱——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几件换洗衣服和一个装着病历的袋子——然后拉开副驾驶的门，等苏砚坐进去，才关上门。
苏砚系好安全带，看着车窗外缓缓后退的医院大楼。
“我讨厌这个地方。”她说。
“谁不讨厌呢？”陆时衍发动车子，驶出停车场。
车开得很稳，不疾不徐，像他这个人一样。苏砚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的街景。这座城市她生活了十几年，可从来没有好好看过它。以前是忙着创业，忙着跟投资人周旋，忙着跟竞争对手厮杀，哪有闲心看风景？
现在她才注意到，这座城市的梧桐树长得真好。五月的梧桐，叶子已经长得巴掌大了，嫩绿嫩绿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上投下一片斑驳的光影。
“你公司那边，处理得怎么样了？”陆时衍问。
“技术总监的位子暂时由CTO代理。”苏砚说，“股东们开了个会，决定暂时不引进外部投资人，先把内部管理理顺。那几个被查出有问题的董事，已经主动辞职了。”
“资本那边呢？”
“还在谈。”苏砚的语气平淡，可陆时衍听出了那平淡下面的疲惫，“他们想和解，条件开得很高。我不打算接受。”
“为什么？”
“因为他们害死了人。”苏砚的声音忽然冷了下来，“陆时衍，你知道吗，我父亲公司破产的那年，有一个老员工跳楼了。不是因为没钱，是因为他觉得公司倒闭是他的错。他写了一封遗书，说对不起老板，对不起同事，对不起家人。”
她顿了顿。
“那个老员工，我小时候叫他王叔叔。他每次来我家，都会给我带一包大白兔奶糖。”
车里安静了很久。
“所以，”苏砚说，“我不接受和解。我不要他们的钱，我要他们付出代价。”
陆时衍没有说什么安慰的话。他知道，这个时候不需要安慰。苏砚不是那种需要被安慰的女人，她是那种需要有人站在她身边的人。
“好。”他说，“我帮你。”
苏砚转过头，看着他的侧脸。阳光从车窗照进来，在他脸上投下一半明一半暗的光影。他的鼻子很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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