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寓里重新安静下来。桌上的台灯还亮着，在越来越亮的晨光里，那团暖黄色的光域变得越来越淡，越来越不显眼。像一颗星星在白天里隐去了形状。但灯是亮着的。
楼下的车发动了。
一辆深灰色的轿车驶出小区大门，汇入早高峰的车流里。车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握着方向盘，目光看着前方的路。一个坐在副驾驶，侧脸对着窗外流逝的街景。
他们没有说话。
但他们的手，放在中间的扶手箱上。他的手覆在她的手背上。她的手指，轻轻回握着他的。窗外是这座正在醒来的城市。街边的早餐摊冒着白汽，上班的人群从地铁口涌出来，骑自行车的学生按着铃铛从非机动车道上穿过。这座城市有八百万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账要算，有自己的夜要熬，有自己的天亮要等。
而他们等到了。
薛紫英在律所楼下的咖啡馆里等着。
她到的很早。苏砚和陆时衍推门进去的时候，她面前的那杯美式已经凉了。咖啡表面凝了一层薄薄的油脂，映着天花板上射灯的光。她没化妆，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穿着一件灰色的帽衫。跟之前在法庭上那个妆容精致、套装笔挺的女律师判若两人。
看见苏砚，她站起来了。动作有些僵，像一台很久没上油的机器。
“苏总。”
苏砚在她对面坐下来。陆时衍没坐，站在苏砚身后，像一堵墙。
“东西带来了？”苏砚问。
薛紫英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是封着的，封口处盖了火漆印。她把信封推到苏砚面前。“韩则鸣和我师父——陆时衍的导师——过去八年的所有资金往来。账户、金额、时间、用途。每一笔都标清楚了。还有一份录音，是上个月他们商量怎么吞掉那家生物科技公司的时候录的。”
苏砚拿起信封，没有拆。她用拇指摩挲着火漆印的表面。火漆是暗红色的，印着一个模糊的徽记，像一头蹲伏的兽。
“你为什么现在拿出来？”
薛紫英沉默了一会儿。她的手放在桌上，十指交握着，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因为我没别的路了。他们让我从陆时衍那里偷一份证据，我没偷。他们停了我母亲的医药费。我母亲——肾衰竭，透析，一周三次。停了两次，她差点没了。”她抬起头，眼眶是红的，但没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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