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身，笑了一下。笑得很淡，像一杯凉掉的茶。
“薛小姐。”苏砚在她对面坐下，“你说‘事情有变’。”
“对。”薛紫英把咖啡杯搁下，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过桌面，“这是我昨天拿到的。导师和境外资本的对赌协议副本。他的确在准备跑路，但不是逃——是‘跳’。”
苏砚打开信封，快速扫了几页。她的眉头越皱越紧。
“他要把律所的核心资产转移到境外？”
“准确地说，是把律所作为壳，注入境外资本，然后反过来收购你们公司被冻结的那部分股权。导师的计划是——用你的公司做跳板，洗白他在国内所有的不法所得。”薛紫英的声音很低，但每一个字都清晰得像刀痕，“一旦这个方案落地，他不仅不会坐牢，反而会在境外以上市公司大股东的身份逍遥法外。”
苏砚放下文件，盯着薛紫英看了很久。
“薛小姐，你为什么要帮我们？”
“我帮的不是‘你们’。”薛紫英纠正她，“我帮的是我自己。”
苏砚没说话，等她继续说。
薛紫英端起咖啡，发现杯底已经空了，又放下。她的手指在杯沿上转了一圈，动作很轻，像在摸一件易碎品。
“我跟陆时衍认识十二年。我们是大学同学，后来一起进律所，在一起待了三年，订过婚。”她说到这里的时候，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是笑还是什么，“那时候觉得他太闷了。一天到晚就是案子案子案子，约会的时候也在看卷宗，吃饭的时候也在回邮件。他跟我说，紫英，等忙完这个案子我们就出去旅游。然后一个案子结束，又来一个。我说他不浪漫，他说认真就是最大的浪漫。”
她停了片刻。
“后来我烦了。恰好导师那边有个机会，可以单独负责一个大企业的法务。代价是——我得离开陆时衍，并且帮他盯住陆时衍的一举一动。”薛紫英的声音还是没有起伏，像在念一份与自己无关的判决书，“我做了。我以为那叫‘为自己的前途负责’。”
苏砚没有说话。
“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薛紫英看着她，眼睛是红的，但没有泪，“我后来跟着导师做了那么多大单子，赚了那么多钱，买了房子买了车，所有人都叫我薛律师。但我每次站在镜子前面，看到的都不是薛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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