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他在法庭上的任何时候都亮。
“那你为什么要当律师？”
“因为有人在破坏这个世界上值得被守护的东西。我爸以前常说一句话，他说一个社会法治好不好，就看那些最普通的案子、最普通的人能不能得到一份公道。他自己是个基层法官，审了一辈子的案子，能拿出手的最大的官，就是交通局的副处长。但他每次下班回来，坐在沙发上喝着我妈给他泡的茶，都会很满足地说——‘儿子，爸今天又做了一件对的事’。”
他顿了顿，声音变得很平。
“他退休那年，被他判过的一个当事人从外地专程过来看他，带了一篮子鸡蛋，说您当年判我那案子，我记了十年。不是记恨，是记恩。那篮子鸡蛋，我爸舍不得吃，放冰箱里放到坏了都不肯扔。”
苏砚轻声说：“后来呢？”
“后来他生病，走了。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时衍，当法官和当律师，位置不一样，但做人的道理一样。该守住的，一步都不能退。”
苏砚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忽然笑了。
“你知道你刚才那段话，像什么吗？”
“什么？”
“像你不会卖的那种成功学畅销书里的励志桥段。”她打开车门，迈下一只脚，回头看着他，“但是陆时衍，你的书店要是真开了，记得给我留个位置。”
“留位置干嘛？”
“帮你选书啊。你的品位太老了，全是些发黄的旧书，总得有人帮你进几本新的。”
她下了车，关上车门，头也不回地往写字楼里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转过身，逆着光，看不清表情，但声音清清楚楚。
“那个问题的答案——我是想说，如果早十年遇到你，我不会让我爸一个人扛。”
陆时衍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一下。
等他想回应的时候，苏砚已经走进旋转门了。玻璃门转了一圈，把她的影子搅碎了，又重新拼起来。拼起来之后，她已经进了电梯间，只留下一串高跟鞋敲在大理石地面上的脆响。
他一个人坐在车里，听着那串响声一点一点远去，最后被写字楼的玻璃幕墙吞得干干净净。
然后他发动了车。车开出地下车库的时候，阳光晃了一下他的眼睛。他下意识抬手挡了一下，发现自己的嘴角不知道什么时候翘了起来。
他想起苏砚的话——“你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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