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脸。
她早上五点的飞机，转了两趟车，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面前这个县城小得只有两条街，出租车不跑表一律十块，风沙大得她把头发全部扎进帽子里。她按地址找到那家农村信用社的时候，发现信用社早改成了快递代收点，柜台后面坐着一个正在刷手机的大姐。
苏砚拿出名片——十年前那种老式名片，纸质发黄但上面的电话号码还清晰。大姐接过去看了一眼，又看了她一眼，放下手机站起来走到里间，拨了个电话说了几句本地方言，然后回来跟她说：“人让你去后街茶馆，走路五分钟。”
后街茶馆是真的茶馆，不是那种挂茶馆名的麻将馆。老榆木桌子斑驳油亮，茶壶是搪瓷的，泡的是砖茶，一块钱一杯。角落里坐着一个六十来岁的男人，穿着一件洗得起毛边的深蓝色工装，脸晒得很黑，眼睛周围全是褶子，手里端着一杯茶，茶杯边缘磕掉了一块瓷。他看见苏砚走进来的时候，握着茶杯的手猛地收紧，骨节发白。
“你是苏厂长的娃。”他的声音粗粝，像是打磨砂纸，“你跟你妈长得一个样。”
“李叔。”苏砚叫了他一声——她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些父亲老照片里的影像，那是她还是幼童时踩在他肩上摸厂门口的招牌时留下的印象。
老李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没有封口，里面装着几页泛黄的纸和一盒录音带。他把信封放在桌上，但没有推过来。
“这东西我存了十年。当年苏厂长出事之前把它交给我，跟我说如果有人来找，必须是他的家人本人来，才给。”他的目光在苏砚脸上停了片刻，然后他把信封推过来，“是你来了，就给你。”
苏砚摊开文件。最上面是一份审计报告的备份——原件还在别处——报告里清晰地记录了她父亲的公司当年被恶意做空的完整过程。下面是一份名单，列出了参与那场资本围猎的七个人，最后一个名字她不认识，但前面六个她全知道：三个是当年父亲公司的“合作伙伴”，两个是律师，一个是某银行当时的信贷部主任。
第七个名字，叫叶天明。
她在陆时衍给的那份可疑文件中见过这个名字——陆时衍说这份可疑文件是几个月前一个神秘线人塞给他的，上面写着“导师签名”四个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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