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问得很轻。
“我若知道，”陆时衍把文件放回盒子，动作很轻，像是玻璃盒里装着什么珍贵的东西，稍重一点就会整盒碎掉，“当年根本不会拜入白崇山的门下学法。我学法，只是想有一天把白崇山这样的人送上法庭。”
苏砚从他手里拿过那份文件，翻到最后一页。那里夹着一张便签，便签上是白崇山亲笔写的一句话——“道德是弱者的镣铐，是强者的杠杆。”
她把便签从文件里抽出来，放回桌上。此刻夹层角落里的除湿机忽然咔咔转了起来，风口吹出一股夹着灰土味的老气，从他们脚边漫过去。
“这句话送给他自己正合适。”她站起来，把那一盒文件全部装进证据袋。
当晚，她独自回到公司，连夜看完白崇山的银行流水和离岸账户明细，起草了一份资产冻结申请。末了给陆时衍发了信息：“冻结申请拟好，明天一早送法院。你还好吗。”
回信只有四个字：“我还能打。”
于她有父亲，于他有叔叔。两代人的宿怨绕了二十年，最终收拢在同一个保险柜里。这个保险柜外面包着钢铁，里面套着血亲，最里面总算不是空的。她推开办公室的窗，远处那座仍亮着射灯的白崇山艺术收藏馆轮廓冷硬，像一块钉在城市南边的墓碑。
不知怎的，她忽然想到那锅虾蟹粥升腾起来的热气——除了证据、遗嘱、财产，那锅粥热腾腾的香气似乎也一并裹在里面。她低头看了一眼左肩包扎的伤痛之处，那痛处正缓慢但实在地抽着新肉。疼是真的。活着也是真的。
窗外不知什么时候起了风，把她桌上那份刚打印出来的资产冻结申请书吹开一角。她没有去压，只是把手按在纸背上，等着风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