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说，“是你。”
陆时衍没接话。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苏砚。窗玻璃上映出他的脸，模模糊糊的，像一张浸在水里的照片。
“薛紫英跟我认识的时候，我刚进律所。”他的声音从窗边传过来，很轻，像是自言自语，“她是所里最年轻的合伙人，我是她带的实习生。她教我怎么写诉状，怎么跟当事人沟通，怎么在法庭上不被对方律师的气势压住。我那会儿觉得，这世上没有她搞不定的案子。”
雨终于落下来了。打在窗玻璃上，一滴一滴的，慢慢连成线。
“后来我才知道，她搞不定的不是案子，是她自己。”陆时衍转过身来，“她家里条件不好，父亲生病，母亲没工作，弟弟还在上学。她一个人扛着，扛了太多年。扛到最后，钱比什么都重要。导师就是看准了这一点。”
苏砚想起了薛紫英在法庭上作证的样子。那个女人穿着一身黑色的套装，头发盘得一丝不苟，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说话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像是用刀刻在石头上的。她说出导师与资本勾结的细节时，旁听席上有人倒吸凉气，有人低声骂叛徒。她全都听见了，眼睛都没眨一下。
“她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陆时衍重新坐下来，“她说，陆时衍，我这辈子做过最蠢的事，不是背叛你。是在背叛你之后，才发现自己再也信不过任何人了。”
苏砚把碗里最后一口粥喝了。粥已经凉了，凉了的皮蛋粥有一股铁锈味。
“她错了。”苏砚放下碗，“信不过别人，不是最蠢的事。最蠢的是连自己都信不过。”
陆时衍看着她。
“我爸破产那年，我十五岁。”苏砚靠在枕头上，眼睛看着天花板，“他从楼顶上跳下去的前一天晚上，来我房间找我。跟我说，砚砚，爸爸对不起你。我说，没关系，钱没了可以再挣。他笑了笑，摸了摸我的头，走了。第二天早上，小区保安在楼下发现他的时候，他身上穿的还是那件灰色夹克。那件夹克左边口袋破了一个洞，他一直没有缝。”
雨下大了。哗哗的，像是天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后来很多年，我一直在想，他摸我头的时候，手为什么是凉的。”苏砚的声音很平，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后来我想明白了。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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