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休闲外套，比法庭上那个犀利律师看起来柔和了很多。
“这是什么地方？”
“进来看看。”
苏砚跟着他走进去。一楼是个大开间，摆着几张旧沙发和书柜，墙上挂满了照片。她走近看，发现都是些老照片——有穿着制服的工人，有机器轰鸣的车间，有戴着大红花的劳模。
“这是……”
“我父亲以前工作的地方。”陆时衍说，“他是这个厂的工程师，在这儿干了三十年。后来厂子倒闭，他在这儿守了五年，直到去世。”
苏砚沉默了。
陆时衍走到一张照片前，指着上面一个瘦高的年轻人：“这是他刚进厂的时候，二十三岁。那时候厂里刚引进一批德国设备，他带着几个徒弟，花了三个月把所有说明书翻译成中文。”
他顿了顿，继续说：“后来厂子不行了，设备被当废铁卖掉。他一个人守在这儿，把那些说明书一张一张收回来，装订成册。他说，这是这个厂存在过的证明。”
苏砚走到他身边，看着那张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戴着安全帽，眼睛里有一种光芒——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属于理想的光芒。
“你父亲是个好人。”她说。
“他是。”陆时衍转过头，看着她，“他临死前跟我说，这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守住这个厂。不是舍不得那些机器，是舍不得那些工人。厂子没了，他们怎么办？”
苏砚心里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情绪。她想起自己的父亲，想起他在公司破产后那些沉默的夜晚，想起他偶尔说起的那些老员工——那个跟了他二十年的司机，那个从车间一步步升上来的生产主管，那个刚结婚就失业的小伙子。
“你带我来这儿，是想说什么？”
陆时衍看着她，眼神很认真。
“我想说，我理解你。理解你为什么这么拼，理解你为什么不敢信任何人，理解你心里那种……必须赢的执念。”
苏砚的眼眶有些发酸。
“因为我也是这样。”陆时衍说，“我父亲守着一个破厂子守了五年，我守着一桩旧案守了十年。我们都以为，只要够努力，就能改变一些事情。可后来我发现——”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低了下去：
“光靠一个人，不够。”
风从破旧的窗户里吹进来，带着初秋的凉意。苏砚看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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