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他。
七年后他没有追我。
但他来了。
他在门外站了三分钟。
我也在门里站了三分钟。
我们隔着那道自动玻璃门。
谁都没有先动。
然后我转身。
走向登机口。
没有回头。
时衍。
那天的咖啡我喝了。
很苦。
和七年前你第一次带我来时，味道一样。
只是那天你帮我加了糖。
今天没有。
陆时衍把最后一页纸放回桌面。
窗外天已经黑了。
第二场雪还在下，窗台上积了厚厚一层。那盏闪烁的灯管不知道什么时候彻底灭了，只剩另一盏孤零零地亮着，把他的影子斜斜打在贴满便利贴的墙上。
他把薛紫英七年的日记理成一摞。
整整齐齐。
边缘对齐。
然后他从那堆A4纸最底下抽出一张——那是她离开前最后一夜写下的，没有存进硬盘，只是夹在那枚旧U盘的说明书封套里。
他看了三遍。
第一遍。
第二遍。
第三遍。
他把那张纸折起来。
放进大衣内袋。
七年前她给他买这条大衣时缝进内衬的那个暗袋——他以为只是装饰。
今天他才知道那不是。
那是她留给他最后的位置。
陆时衍站起身。
灯管还在闪。
他把会议室的灯全关了。
锁门。
下楼。
门卫老张正在值班室打盹，电视机里放着戏曲频道，咿咿呀呀。
陆时衍敲了敲窗。
老张惊醒。
“陆律师？这么晚还在？”
陆时衍没有回答。
他把一串钥匙放在窗台上。
七号车间。
工会活动室。
那间废弃更衣柜。
老张看着他。
“不等了？”
陆时衍说：“不来了。”
他转身。
走进大雪。
第二天早上九点，董婉贞推开苏砚办公室的门。
苏砚正在看一份技术文档。
董婉贞把一份传真放到她桌上。
苏砚低头。
传真只有一页。
是布鲁塞尔当地律所发来的。
抬头是英文。
内容只有一行中文：
“薛紫英女士委托本所转交：翠苑路18号工业园7号车间，工会活动室，废弃更衣柜夹层。钥匙已移交陆时衍律师。后续事宜请联系陆律师。”
苏砚看着那行字。
很久。
她没有抬头。
“陆时衍在哪？”
董婉贞说：“在城西墓园。”
苏砚站起来。
大衣在椅背上挂着。
她没穿。
推门出去。
雪停了。
城西墓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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