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实行分区管理,每个实验室都有独立的保密等级。
大楼里汇聚了来自全国的航空精英,沈阳来的发动机专家,成都来的气动设计团队,西安来的航电系统工程师,还有林默从海外引进的华裔科学家。
高峰期时,楼内同时工作的工程师超过500人。
林默几乎每周都要来这里两次,听取各分系统的进展汇报,协调解决技术难题。
他知道,三代机才是真正的“国之重器”,是改变东大航空工业命运的关键。
时间悄然流逝,红星厂在1981年交出了一份耀眼的成绩单:
全年营收突破60亿元人民币,利润达到15亿,创外汇40亿美元。
这个数字,让红星厂一跃成为全国军工企业第一,在全国所有企业中也能排进前十。
更重要的是,两伊战争在1982年进入白热化阶段。
伊朗和伊拉克都对红星厂的武器装备产生了依赖,订单如雪片般飞来。
截至1982年12月,军工订单总额超过50亿美元,加上民用产品的收入,全厂总收益突破80亿,利润达到25亿。
财务科长老周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汇报:“扣除上缴利润,税收,扩大再生产投入,厂里可支配的结余资金……超过20亿元人民币。”
台下响起一片吸气声。
20亿,在1982年,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林默很清醒,在随后召开的领导班子扩大会议上,他提出了资金使用计划:
“8亿继续投入研发,特别是十号工程和三代导弹,5亿用于厂区扩建和职工福利改善;3亿作为风险准备金,剩下的4亿,我建议成立‘红星科技发展基金’,支持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
何建设有些犹豫:“所长,全部投入?不留点……”
“不留。”林默斩钉截铁,“钱只有花在正确的地方,才能创造价值。”
“我们红星厂能有今天,靠的不是攒钱,而是敢投入,敢创新。”
秦怀民教授点头支持:“我同意。科研投入是最值得的投资。”
“M国的贝尔实验室、IBM研究院,为什么能持续产出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就是因为他们舍得投入。”
于是,20亿资金被迅速分配到位。红星厂的研发经费更加充裕,各项目组可以采购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可以邀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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