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会后，袁天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这是县政府大楼西侧尽头的一个单间，位置偏僻。推开门，一股陈年灰尘混合着劣质涂料的气味扑面而来。
墙壁是早已泛黄的白灰墙，上面残留着几处颜色更深的方形印记，显然是前任留下的旧挂历或奖状被摘除后的痕迹。
一张老式的、漆面斑驳脱落的办公桌，一把坐上去吱呀作响的木椅，一个文件柜的柜门关不严实，露出里面塞得满满当当、纸张边缘已经卷曲泛黄的旧档案。
唯一的“现代化”设备是一部老旧的红色拨盘电话机，安静地趴在桌角。窗户对着后院，几棵高大的杨树挡住了大部分光线，只在地板上投下摇曳的、破碎的光斑。
窗外，是林城县灰扑扑的街景：低矮的、样式雷同的楼房，蒙着灰尘的店铺招牌，偶尔驶过的拖拉机和农用三轮车发出巨大的轰鸣。
袁天走到窗前，深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是县城特有的味道——尘土、劣质煤烟、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牲畜粪便气息。他放下行囊，手指拂过粗糙的桌面，留下清晰的指痕。
这里的一切都与他熟悉的窗明几净的实验室、资料浩如烟海的图书馆、讨论前沿问题的学术沙龙截然不同。一种强烈的“水土不服”感，如同冰冷的潮水，从脚底悄然漫上心头。
他不能等。知识分子的清高和书斋里的构想，在这里只会成为无用的标签。他必须沉下去，沉到这片陌生的土地深处，看清它真实的脉络和痛点。
接下来的日子，袁天像一个闯入者，开始了笨拙而执着的调研。
他去了县郊的几家乡镇企业。一家生产粗陶器的小厂，车间里弥漫着刺鼻的粉尘和泥浆味。轰鸣的机器旁，工人们穿着沾满泥污的工作服忙碌着。
袁天找到厂长，试图了解生产线的能耗数据、成品率波动情况。
厂长是个五十多岁的汉子，皮肤黝黑粗糙，手指关节粗大，他皱着眉头，像听天书一样听着袁天嘴里蹦出的“单位能耗”、“良品率控制”、“数据建模”，最后不耐烦地挥挥手：“袁县长，您说的这些太深奥了！俺们就靠老师傅的经验，火候到了没到，眼睛一看，手一摸就知道！现在愁的是煤价又涨了，烧一窑的成本太高，贷款能不能再给批点？利息能不能再低点？”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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