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少的植被、裸露的岩土、深切的沟壑，无不诉说着这里的贫瘠与艰难。
偶尔能看到山坳里散布的村庄，大多是低矮的土坯房或砖瓦房，显得有些破败。田间地头，劳作的农民面容黝黑，衣着朴素，眼神中带着一种长期与贫困抗争而形成的麻木与坚韧。
袁泽默默地看着窗外，眉头微锁。这里的贫困程度，比报告上的数字更加直观，更加触目惊心。
经过近一天的颠簸，车队终于在傍晚时分，抵达了此行的第一站——红土县最偏远的山泉乡。乡政府接到市里的紧急电话（李伟民在进入县境后才通知），乡党委书记和乡长早已惶恐不安地等在简陋的乡政府大院门口。
他们完全没想到，新来的省长会如此突然地出现在他这个鸟不拉屎的穷乡僻壤。
“袁……袁省长，欢迎您来山泉乡指导工作！”乡党委书记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皮肤粗糙，一看就是常年在基层跑的人，此刻紧张得有些结巴。
“谈不上指导，就是来看看。”袁泽和他握了握手，语气平和，“找个地方坐下，随便聊聊乡里的情况，特别是老百姓种地、收入的情况。”
在乡政府简陋的会议室里，袁泽拒绝了准备好的汇报材料，直接让乡党委书记和乡长脱稿讲。起初两人还很紧张，但看到袁泽听得非常认真，不时问一些很具体、很内行的问题（比如某种作物的亩产、价格、灌溉条件、病虫害情况等），他们渐渐放松下来，开始倒起了苦水。
“省长，我们这地方，就是缺水，地也薄，除了种点耐旱的玉米、土豆，收成都不好。卖不上价钱，年轻人全都跑出去打工了。”
“我们也想搞点特色种植，以前也试过种药材，但不懂技术，种不好，要么死了，要么长得不行，卖不出去，亏了本，就更没人敢种了。”
“路也不好，就算有点山货，运出去成本太高，商贩压价压得厉害……”
袁泽认真地听着，不时在本子上记录着。李伟民和那位专家秘书也在飞快地记录。
第二天，袁泽提出要去村里看看。乡领导要陪同，被他拒绝了，只让乡里派了一个熟悉情况的干事带路。
他们随机选了一个叫坳底村的村子。车子开到山脚下就无法前行了，只能徒步上山。山路陡峭崎岖，碎石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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