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多少资金？占股比例多少？我们省里配套资金从哪里出？五十亿投资额的测算依据是什么？投资回收期预计多长？”袁泽再次打断，问题一个比一个深入，一个比一个专业，直指项目落地的核心要害。
发改委主任的语速明显慢了下来，额头上的汗珠更密了，他翻动着材料，有些慌乱地寻找：“这个……这个具体的技术细节和商务条款，还在进一步洽谈中，需要后续……后续专门汇报……投资额是根据初步可行性研究……估算的……”
“估算的依据是什么？是基于同类项目经验，还是简单的规模类推？市场可行性分析做了吗？当前相关产品的市场价格波动趋势和未来预期考虑进去了吗？”袁泽追问不舍，目光如炬。
“这……这些是初步……需要进一步论证……”发改委主任的声音越来越低，几乎有些语无伦次，显然无法应对这种极度细节和专业的拷问。
会议开了还不到一个小时，但在场的每一个人，从赵华宇到各位副省长，再到各部门负责人，都清晰地、深刻地感受到，这位新来的袁副书记，绝非等闲之辈，也绝非过去那种按常理出牌的领导。
他不仅对宏观省情有着超乎常人的快速把握和洞察力，更可怕的是他对微观细节、对具体数据、对项目底层逻辑有着近乎变态的掌握能力、记忆力和追问精神。
在他面前，任何含糊其辞、大而化之、试图蒙混过关的表述，都变得极其危险和不可能。
这是一种全新的、极具压迫感的工作风格，让这些早已习惯某种汇报节奏的官员们感到极度不适应和前所未有的压力。
会议在一种沉闷、压抑甚至有些令人窒息的气氛中勉强进行着。随后财政厅、工信厅的汇报也同样遭遇了袁泽连珠炮似的、直击要害的提问，汇报者无不冷汗涔涔，左支右绌。
会议结束时，赵华宇做了总结发言，语气明显沉重了许多：“今天这个会开得很好，袁副书记的问题提得非常好，非常深刻，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差距和努力的方向。
各部门下去以后，要针对袁副书记提出的问题，认真进行反思，组织专班进行深入研究，尽快拿出更扎实、更细致、更具操作性的方案，向袁副书记做专题汇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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