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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官营海贸也不再提及，只能眼巴巴等着外藩朝贡，堪合贸易。
等到成化年间，宪宗再想搞海贸揽财的时候，立刻便是群议汹涌。
兵部尚书刘大夏，干脆说出了郑和下西洋害死了上万人的说法——“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夺宝而归，于国家何益？”
此时的朝廷，基本态度已然变成了，海运很坏，谁都别搞。
当然，也正是这个时候，勋贵官吏们的走私，蒸蒸日上。
广东总兵柳景，将麾下军需储备的硫磺、硝石，打包卖去了越南。
南直隶魏国公府伙同浙江海道御史，挪用“余价官盐”，巴巴跑去跟弗朗机人兑换香料。
这种中枢想干都说亏本，朝臣私下又趋之若鹜的情况，一直到武宗皇帝当国之时。
正德三年，海贸事有了转机，一场声势浩大而绵延日久的“禁通之争”，自然而然地开始了。
先是市舶司太监熊宣，一改“市舶司守株而待，无所事事者也”的模样，主动在不是朝贡的时间点，迎接藩船，并且奏请将藩船抽税后上岸。
礼部当头一棒，呵斥其“妄揽事权，令回南京管事。”
但所谓前赴后继，继任的太监毕真，再度上奏揽权，“旧例泛海诸船，俱市舶司专理，迩者许镇巡及三司官兼管，乞如旧便。”
当然，这种出于内廷揽财的动机，立刻被科道回以“不许往来，私通贸易，番舶非当贡年，驱逐远去。”
火一旦烧起来，就止不住了。
此例一开，土官流官、中枢地方、东南沿海，先后下场，掐得是头破血流。
任广东右布政使吴廷举，上奏允许船舶通航，并对往来船舶实施抽分之法；广东右参议陈伯献当即上疏弹劾上司吴廷举，言此举“使奸民数千驾造巨舶，私置兵器，纵横海上，为地方害。”
对此，礼部认同了后者的做法，“令抚按等官禁约番船”；而广东巡抚林廷选等人，则是对礼部的命令置若罔闻“因循未止”。
浙江大户，故太子少保何诏的次子御史何鳌，高举外藩威胁论，言外藩“前年驾大舶突进广平省下，铳炮之声，震动城廓”；而时任广东都御史的陈金，反唇相讥“海贸开源，以备军饷之用，可仿制铳炮。”
这场争斗一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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