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多吃点甜的”。
见林凡进来，王猛连忙站起来，压低声音，语气里满是无奈：
“下午三点多幼儿园放学，你是没瞧见那阵仗——好些妈妈打着折叠伞来接，有的伞面是碎花的，印着小桃花，有的是亮堂堂的宝蓝色，还有个穿的确良衬衫的妈妈，
骑着新买的木兰摩托车，车把上挂着铝制饭盒，我瞅见里面是糖水蛋，还卧着俩呢，飘着香油花！
笑笑就趴在这窗台上看，脸贴得玻璃都起雾气了，手指在上面画小圈圈，画的都是小裙子，看了快半小时。
后来别的孩子都走光了，幼儿园老师锁门时还问她‘怎么不回家呀’，她才坐回棉垫上。
我煮了红薯粥，特意加了勺白糖，她就尝了两口，勺子在碗里戳来戳去，把粥都戳凉了，没心思吃。”
林凡的心猛地一沉，像被雨水泡透的石头，手里的网兜“咚”地放在柜台上，泡泡糖的包装纸在寂静里发出细碎的“沙沙”声，像极了去年秋天笑笑妈妈走时，帆布包拉链的声响。
他太清楚孩子在看什么——1993年的老街，一半是守着店面盼生意的本地人，一半是像笑笑妈妈那样“往南闯”的外来者。
据当时的统计数据，1993年中国外出务工者已近4000万，他们大多从内陆乡村涌向深圳、广州、上海这些沿海城市，挤在闷热的厂房里，攥着皱巴巴的工资条。
去年十月，妈妈跟着同乡去了深圳沙井的电子厂，临走那天也是雨天。
她背着印着“深圳欢迎您”的帆布包，包上还绣着朵小梅花，是她自己缝的。
她蹲下来抱笑笑时，泪水混着雨水砸在笑笑的发顶，说“等妈攒够钱，就回来带笑笑去越秀公园看大象，还给你买粉色的裙子”。
可大半年过去，只寄过两封信，最近一封是上个月收到的，信封上盖着“深圳沙井邮电所”的邮戳，信纸是从厂里领的作业纸，字写得密密麻麻：
“厂里每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中间只有半小时吃饭时间，饭菜是白菜豆腐，偶尔能吃到肉；
宿舍是上下铺，十六个人住一间，没有电话，只能趁周日休息时，走二十分钟去镇上的邮局写信；
上个月发了工资，寄回家里两百块，留了五十块当生活费，等下个月发了工资，就给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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