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而刘宋时竺超民跟着王爷刘义宣造反，失败后竺超民送王爷出城跑路，但王爷养尊处优不能跑，竺超民过了一夜，这才收王爷入狱，向朝廷投降。后来朝廷议罪，竺超民谋逆当死，尚书令争之：
“贼既遁走，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即当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义之赏。”
意思就是刘义宣当时一个人轻松就能抓。如果竺超民是反复贪利的小人，直接把刘义宣抓了邀赏多好！没必要放他跑路。
注意，此时刘义宣是无可争议的叛臣，为天子擒叛献忠，本合大义，但朝堂上言，仍称之“不义之赏”，可见当时观念。
所以王扬可以反正，可以立功，甚至可以像竺超民一样，在仁至义尽的情况下，迫不得已抓小巴，但就是不能直接捅小巴一刀，否则就是不义。
而与不义相对的北伐魏人看似是大义，实则暗藏祸患。
一则北朝强悍，不谋定后动，孤军轻出，胜负难料。
二则北伐是全局之事，朝廷大政所在，牵一发而动全身。擅自动兵，即便胜了也可能大难临头，一个“擅启边衅”的罪名就够所有人喝一壶的了。这既不符合王扬心中的北伐方略，也不合朝廷目前与北朝通使交聘、休养生息的大政方针。中外历史上从来不乏打仗打出祸事的例子，很多不是用兵上不够老道，而是政治上失于幼稚。
三则人情畏难喜易，避险求安。众将因荆州丢失，本就震骇疑惧，要是在这种情况下命他们穿过边州，越境入北，与胡马争死，十个里得有九个发怵。
但要说回家镇蛮子——
并且还有三大部蛮兵相助！（感谢王军司！！！）
那不是手到擒来吗？！
而除了王扬的方案选得直贯人心之外，王扬的身份声名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如果换成李敬轩，他说能保大家官职性命，说能和三大部谈好，那屁用不当。
薛绍说这话好歹能比李敬轩强点，但也强不到哪去。
可王扬不一样。
凭他的人才门第，凭他在荆州的分量，凭他和方方面面的关系，包括和王揖的关系，他说这些哪一样是全然没谱的？他说能保，还真就可能能保！
全军上下，能和朝廷说得上话的，除了他琅琊王氏，还能有谁？
更不用说王扬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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