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接受的报章。
仅仅三年时间，《明报》就完全摆脱财政窘境，平均日销量达到5万份。
该说不说，虽然很多人嘲讽《明报》和金老爷子是墙头草，但那个时候《明报》确实为满足香港人对内地的了解提供了巨大贡献。
俗话说得好，君子论迹不论心，后世金庸享有巨大清誉，和《明报》那段时期的贡献有着很大关系。
总之，到现在，也就是1988年，《明报》在香港日销量将近20份，在报界地位极高。
“董先生都来了？”费彝民笑了起来，“江先生，你看你，就应该提早公开你在香港的消息，香港想见江先生你的人可是真不少。”
“董先生是？”江弦有些疑惑的看过去。
没想到这位董桥来头同样不小，他给江弦递上一份名片，上面大大写着“《明报》总编辑”的字样。
“原来是《明报》的总编，失敬失敬。”江弦热情的和董桥握手。
费彝民见江弦并不认识董桥，立刻热情的给他介绍一番。
这个董桥还真不一般，他既是一名编辑家，也是一名作家。
他以散文创作为主，文风融贯中西，善用“书卷气”语言重塑民国文脉，文笔雄深雅健，兼有渊博隽永与情趣灵动，在后世的华人文学界算是小有名气，不过也存在一定的争议。
喜欢他的人觉得他延续了周作人、梁实秋一脉的闲适文风，打通古今文化隔阂。
不喜欢他的人则是直言不讳的说他的部分作品存在“过度雕琢”“格局局限”之类问题，甚至有人直接称其为“高级知音体”。
总之，他最大的名气还是《明报》总编辑这个名号，因为他是金庸的忘年交，从80年代开始就受雇于《明报》，而且为《明报》的发展创下不俗的成绩，凭借总编辑的身份收获百万港元的年薪，一直是香港新闻界津津乐道的话题。
江弦一边听着费彝民的介绍，一边微笑着上下打量董桥。
而与此同时，董桥也在观察着江弦。
他许久之前便听说过江弦的名字，而相比于他写出《霍元甲》和《少林寺》这些事情相比，董桥更关注江弦在文学领域的表现。
最令他不可思议的便是，江弦如此年轻，便已是内地阵地级文学刊物《人民文学》的掌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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