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对外肯定不能这么说，得说我们觉得“知音”这个名字比较契合我们心心念念的“人生、人性”。
虽说杂志办起来了，不过之后的发展也不容易，当时财政只给拨了3万块钱经费和7个编制。
这钱哪够？胡勋碧又找上面借了7万块，这才把杂志给办起来，这么一创办就直接跳到了市场的大海里头，虽然戴着“事业单位”的帽子，但实际上每一分钱的收入，都要靠自己到市场中去挣。
后世报刊发行主要有3种方式：通过邮局“邮发”、二线渠道零售和报刊的“自办发行”。
但在这个时期，期刊发行的主要渠道是邮局订阅，零售和“自办发行”往往被人“看不起”，觉得“没身份”，也鲜有人有勇气去突破传统的杂志销售方式。
只依靠邮局订阅对于初出茅庐、自负盈亏的《知音》来说，效率很低，如果这么办，肯定一开始就必死无疑。
重压与现实逼迫之下，胡勋碧选择自己组建发行队伍，比较幸运的是，他们赶上了零售期刊发行市场的野蛮生长期。
零售发行成为《知音》的一招险棋。
武汉嘛，全国中部地区最大的交通枢纽。
于是胡勋碧的团队跟着火车跑，走遍了京广线和长江沿线，火车能到的地方他们都去，员工们骑着三轮车，穿行在武汉大街小巷的报摊，送货找市场，很快呢，就在去年年底，售价三毛五的《知音》创刊号实发量就突破了100万份。
这也彻底在武汉这片地方打响了《知音》这块儿招牌。
不过今年年初，就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知音》也遇到了成长期的第一个“拐点”。
今年，也就是87年的年初，《知音》的月发行量不断下滑，一度降到不足20万份。
胡勋碧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一番总结，觉得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失去了创业初期的热情，身心和意志出现了疲惫，造成了稿件质量的不断下降。
归根结底，还是稿件质量太差。
这也是《知音》最尴尬的地方。
作为一部通俗类的杂志，他们在文学性上，当然比不过传统文学刊物，稿件质量太差是必然的。
面对这样的局面，胡勋碧急忙试着做出几次调整，但都没起到太大效果。
于是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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