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创办，就是为了给老作家争取文学阵地。
另外呢，这部刊物又是“民办公助”办刊模式的一次摸索。
丁凌给上面打的办刊申请报告里就写了。
其一，申请办刊者是一批“大多已进入老年”、“不甘默默无为，愿意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贡献余生”的“老同志”。
其二，办刊经费“除创刊阶段请求银行贷款外，此后刊物及其他出版物一律自负盈亏，不要国家补贴，并考虑实行集资认股。”
这在所有的单位里，绝对是一项壮举。
在丁凌的不断努力下，杂志创刊，虽说创刊宗旨是一本老作家的刊物，但产生之后，这部刊物诞生于80年代中期的刊物，慢慢开始承担了承上启下的功能，也部分的承担了文学干预现实的功能。
文学“新生代”的崛起，这部《中国》功不可没。
它发表当时备受争议的遇罗锦的散文，发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文章，发表了朦胧派的诗歌，发表了残雪的成名作，还发表了贾平凹的小说.
很多“85新潮”后涌现的年轻作家都是在《中国》上先露面的。
然而这部在文化界共同瞩目下诞生的文学刊物，这部已经载满荣誉的刊物，竟然只存在短短不到两年时间，就这样仓促的夭折。
一时间，无数熟悉其中内幕的作家，以及与丁凌交好的友人，都感到无穷的悲哀与惋惜。
沈从文最近身体也不太好，虽然在这几年，他的名气渐渐恢复，重新得到了文学界的关注，也被分配了新房子，有了宽大的工作室，然而他的写作和研究已力不从心。
他的手不听使，写不成文章。
这天，他的助理王亚蓉将《中国》终刊的事情讲给了他，年迈的沈从文怔了一下，恍惚了许久都没回过神，王亚蓉从他的眼中看到了惋惜，看到了遗憾。
“亚蓉，能不能劳烦你去帮我买上一份这部刊物的终刊？”沈从文开口说，“我想看看。”
“不麻烦，沈老师。”
王亚蓉立刻答应下来，很快将一份崭新的《中国》交到沈从文的手上。
沈从文颤颤巍巍的手轻抚过杂志的封面，上面印着《中国》杂志的刊徽：一个像太阳般鲜红的大圆球，上面叠印着一张雪白的、飘动的稿纸，象征着生机勃发的文学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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