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路忽然杀出几位老前辈，其中包括叶圣陶、臧克家、谢冰心、严文井以及丁凌。
而在此之前，江弦和丁凌的第一次交集，其实是丁凌在复出以后，也是江弦在拍摄《边城》的时候，刚复出的丁凌给他的《棋王》在《文艺报》上写了一篇文学评论文章。
后面两人的来往就更多了，而随着和丁凌的不断熟悉，江弦也渐渐发现了，与其说丁凌是一个刻板的马列主义老太太，不如说她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人。
晚年的丁凌，一直在忙活她操办的那份“民办公助”的文学杂志《中国》。
记得当时国庆刚结束，在宴会上，丁凌找到江弦，亲自邀请江弦过去主持这部杂志，不过江弦知道那是个火坑，不肯往里面跳。
一本杂志，读者拿到的时候往往关注的只是内容，但它作为一个产品，更多的制作功夫在外围：刊号，审批，印刷，发行，监管，等等。
而每一个环节都无比琐碎和具体，都需要人脉，需要钱，需要上上下下的跑关系。
江弦听说丁凌四处协调解决刊号，到处找人拉赞助解决资金问题，找皮包公司借钱，能动用的关系她都动用，杂志顺利办了起来，也出了很多好文章，最高单期发行量有十几万册。
可惜随着丁凌去世，这部杂志也很快落寞，直接从月刊改为长篇小说季刊。
编委们也因为理念分歧相继离职。
之所以忽然回忆起丁凌，是因为前不久，仍留在《中国》主持大局的刘绍棠忽然找到江弦，恳请他能帮《中国》这份杂志解决眼前的困境。
可江弦知道，这份杂志的困境，根本就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
总的来说，这也和如今文学的江河日下离不开干系。
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是现代文学最好的时代，是现代中国作家热情最为高涨、探索最为积极、取得成绩最为可观的时代。
这是一个属于文学的梦幻黄金时代。
可随着80年代的过去。
属于文学的井喷，也迎来了落幕。
《中国》杂志的倒下，也正是在宣告，一个时代结束了。
这以后，大家都无暇于文学了。
这中间复杂的原因太多，有政治上的，有经济上的，有思想上的。
所以即便江弦是重生者，自觉也没办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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