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甲申纪闻》。
但在一本书名很是相似的《甲申纪事》中则写到：【二十二日，贼搜得先帝遗弓于煤山松树下，与内监王承恩对面缢焉，左手书“天子”二字，身穿蓝袖道袍，红裤，一足穿靴，一足靴脱，发俱乱，内相目睹，为予言也。】
要知道《甲申纪事》的作者赵士锦在崇祯十年中进士，长期在京城为官，城破之时也身处BJ，说法显然更加合理，毕竟崇祯是形势危急逼上绝路，不要像会随身携带笔墨诏书的样子，更不可能咬破手指写这么多字，如此仓促间留下两个字表明身份方才合理。
更重要的是，《甲申纪闻》作者就是《三言两拍》的作者冯梦龙，由他汇集记载甲申之年史事的诸多野史稗乘，稍加编辑而成的，小说家当惯了总是容易自行创作。
但小说家的笔毕竟不同凡响，这个传播的最广的说法进入民间，甚至演变成了【文武百官刀刀斩尽个个杀绝，休要伤我城中百姓】，越来越不像一个皇帝所说。
再细细品味一下，前个说法里的崇祯帝明显有甩锅的意思。一口一个上干天咎、诸臣误朕，说到最后似乎还在放狠话，坐实了一个刻薄寡恩、穷途末路的昏君形象。那么清朝修史为什么采用这个说法呢？
这一切不过是面褒实贬，为了在这段文字后面加一句【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厚着脸皮狠狠夸自己一番。
面对江山都失去的崇祯皇帝，他既然知道大势难回，不可能嘴硬到说出传唱民间的至理名言，更不像是会说“休伤百姓”这种软话的人。
作为一个皇帝，他所想的一应该是身后事，二则应该是继承问题。自己死了不入陵寝，类似于下个罪己诏，也不用为我收尸，而让群臣去辅佐太子才是一等一的大事，这是事关正统的问题怎么也比指责大臣更应该写进遗诏里才对。
因此江闻看来，这世上如果真有崇祯遗诏，那么最接近事实的应该是第三种说法，也就是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里说的：【衣袖墨书一行云：“因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又一行云：“百官俱赴东宫行在。”此余闻之周中官自内出亲见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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