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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市长，我今年七十了。
1958年建厂那会儿，我二十五岁，老厂长带着三十几个人，我是其中一个，在城西那片荒地上搭芦席棚子，一台纺机、一台纺机地拉回来。
冬天手冻裂了口子，夏天机器烫得不敢碰。
那台老式梳棉机，是从上海拆了运过来的，我用肩膀扛过最后一截路。”
胡本忠声音沧桑，眼神散发光泽，仿佛说的不是当时的艰难，而是回忆着他的青春。
“棉纺厂养了四代人，厂里最老的工人，跟我一样，干了一辈子，把青春、把命都搁在那台机器上了。
现在市里说，要关闭一批亏损企业，名单上有我们厂。。。
我今天来，不是来跟您唱对台戏的。
我就是想问一问，能不能给厂子留条活路？”
陈德厚用拐杖轻轻敲了敲地面，接过话。
“林市长，我在机械厂干了三十七年，最后那几年，账面上是不好看。
但厂子底子厚，设备还能转，工人技术硬。
只要再给两三年时间，改制也好、转型也好，我陈德厚立军令状，转不过来，我。。。”
他声音发颤，想要发誓，却拿不出像样的誓词。
赵大年坐在角落里，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布包，里面包着他在厂里用了几十年的游标卡尺。
他张了张嘴，声音粗哑。
““林市长，我文化不高，不会说漂亮话。
我在厂里干了三十四年钳工，手底下出的零件，从没废过一个。
厂子要是没了。。。
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去哪？
我们那帮老伙计，还能去哪？”
孙秀兰从随身的布袋里掏出一个红布包，慢慢打开，里面是一叠发黄的奖状和荣誉证书，是厂里历年得的先进集体、先进党支部、质量优胜单位。
她把红布包放在茶几上，轻声说：
“林市长，厂子以前也是光荣的。
这些奖状，都是工人一样样争取得来的。
我们不是来诉苦，我们是想让您知道，这批人、这批厂子，不是废铁，是有人、有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