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摄厅内，气氛与往日商议军国大事、田亩清丈时有所不同。
长案两侧，除了张居正、户部尚书等熟面孔，还多了几位身着绯袍或青袍、主管钱粮、贸易、工坊事务的官员，他们是新近整合、权责加重的“商政司”主要官员。
案上摊开的，不再是地图或田册，而是一份由全国各地上百家较大商号、行会联名签署、盖满各色印章的“万民书”，当然，这次是“商民”。
这份文书情辞恳切，先是大大称颂了新朝平定内乱、肃清吏治、修建道路、统一税制等给商业环境带来的诸多利好，尤其提到《四海一家令》推动的边疆贸易和“官利贷”让不少商人尝到了甜头。
接着，话锋一转，提出了商人们的核心诉求。
一是希望“官利贷”的范围能进一步扩大，不仅限于小本经营，也能惠及那些想参与边疆大宗货物贸易的“殷实商贾”，帮助他们解决长途贩运的巨大本钱压力。
二是请求朝廷能开恩，允许经过审查、有实力的民间商人，在官府监管下，有限度地参与边疆“五市”中盐、铁、茶这几项最重要、利润也最厚的专营贸易，而不是完全由官营机构垄断。
阎赴静静听着商政司主官赵观澜的汇报。
赵观澜此前在江南督办盐务和市舶司改革颇有成效。
“总摄，商人们所言，不无道理。”
赵观澜谨慎地措辞。
“此前‘官利贷’多面向移民、屯户和小贩，对于稳定边疆民生确有奇效。”
“然边疆大宗贸易，尤其是盐、铁、茶，历来利润丰厚，也最容易滋生走私、贪墨。”
“若完全官营，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且边地官吏往往与当地豪强勾结，中饱私囊，朝廷所得未必多，而民怨不小，前明茶马司之弊，即为明证。”
他顿了顿，看了一眼阎赴的脸色，继续开口。
“若适当放开，允许部分信誉良好、资本雄厚的民间商人，在官府严格管控下参与，比如，商人从官府指定盐场、铁厂、茶山以议定价格进货，缴纳高额特许专营费和保证金，然后按照官府划定的区域和数量销售，所得利润与官府分成。”
“如此，官府可借助商人的资金、人力和经营效率，扩大贸易规模，增加税收，商人有利可图，自然踊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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