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两名随军医官和几个医护兵忙得脚不沾地。
他们携带的药物本就有限，对严重的高原肺水肿、脑水肿几乎束手无策，只能给些提神醒脑的草药粉末，或用烈酒擦拭胸口，效果微乎其微。
死亡，在抵达的第一天夜里就悄然降临。
三个年纪较大、或有心疾暗疾的富商，在痛苦的喘息和抽搐后，再也没能醒来。
他们的尸体被草草用毡毯裹了，抬到远离营地的山坳里掩埋。
没有仪式，没有墓碑，只有呼啸的寒风为他们送行。
接下来的几天，死亡率居高不下。
每天清晨点卯，总会少那么几个。
有的是在睡梦中无声无息死去，有的是在清晨出工时突然栽倒。
恐慌在幸存者中弥漫，比高原反应本身更令人绝望。
他们开始真正意识到，这里不仅剥夺了他们的财富和尊严，更随时可能夺走他们的生命。
往日挥金如土、呼风唤雨的豪商气派，在生死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
在罪役营地不远处，地势稍高、背风的地方，立着几顶更为厚实的牛皮帐篷，这里是“湟水河谷建设兵团”的指挥所。
帐内生着牛粪火炉，温度稍高，但依然寒冷。
团长姓贺，名延年，是个四十出头、面色黝黑、颧骨带着高原红的汉子，他原是赵渀麾下的一员悍将，因做事稳重心细，被调来负责这第一期高原建设工程。
此刻，贺延年正和三个营长围在火炉边，听着汇报。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疲惫，高原环境对久经沙场的军人同样是一种考验。
“一营，实到罪役及附庸五百八十四人，五日来，死于高原病为主的急症病人二十一人，病重丧失劳力者三十七，轻症但劳力大减者过百，能正常出工者，不足三百。”
一营长是个精瘦的汉子，声音沙哑，手里拿着简陋的簿册。
“二营情况类似，死十九，废四十二，出工率不到一半，这帮金陵老爷，身子骨太虚，还不如咱们在陕北招的流民能扛。”
二营长摇头。
“三营负责的建材采集和初步平整，进度缓慢，很多人挥几下镐就喘不上气，头晕眼花，昨天还有两个自己滚下山坡摔断腿的。”
三营长语气烦躁。
“团长，照这么死下去，不等开春，人怕是要死一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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