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这些官员们根本就没有按照朝廷的旨意行事，所有的奏报都是虚假的，都是为了应付朝廷、蒙骗他这个皇帝而编造的谎言。
厂卫的密报中详细记载著他们在陕西各地彻查的情况：
澄城县上报种植番薯三万亩，实际核查下来竟然不足两百亩，而且大多种植在官府衙门前的空地上，只是做做样子，根本没有推广到百姓手中。
同州府上报开挖旱井三百口，实际只开挖了不到三十口，而且都是浅尝辄止，根本无法储存足够的雨水，有的甚至只是挖了一个土坑，连井壁都没有加固，一场小雨过后便坍塌了。
西安府上报建立灾情监测点十个，实际连一个像样的监测点都没有，官员们根本就没有派人去巡查灾情，对于百姓的疾苦视而不见，只顾著自己贪污受贿、囤积粮食。
更令人愤怒的是，那些官员们不仅没有落实朝廷的抗旱举措，反而趁机贪污朝廷下拨的赈灾粮款和抗旱物资，将原本应该发放给百姓的粮种、白银据为己有，勾结当地豪强劣绅囤积粮食、抬高粮价、欺压百姓。
不少百姓因为没有粮食可吃，只能啃树皮、挖草根，甚至卖儿卖女，最终走投无路，才被迫加入乱民队伍，举起反抗的旗帜。
这也是陕西旱灾最终演变成大规模民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朱由校想到这里，心中的愤怒便难以遏制。
他当初推行那些抗旱举措，就是为了帮助陕西百姓抵御旱灾，就是为了避免民变的爆发，可那些官员们却阳奉阴违、欺君罔上，将他的旨意当作耳旁风，将百姓的生死当作儿戏。
若是这些官员们能够严格按照朝廷的旨意落实抗旱举措，能够真心实意地安抚百姓，能够及时发放赈灾粮款，或许陕西的旱灾就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或许那场席卷全省的民变就能够避免，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越想，朱由校心中就越沉重。
越想，就越明白一个道理。
对基层的掌控必须要彻底，掌控在自己手中，必须要让皇权能够真正延伸到每一个州县，延伸到每一个百姓身边。
否则，那些地方官员就会阳奉阴违、欺上瞒下，说什么就是什么，做什么就是什么，他这个皇帝在京城之中虽然身居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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