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灶丁四万五千一百一十六人。
这些数字如同烙印，自灶丁出生之日起便刻在户籍之上，世代相传，不得擅自变更。
在大明的盐政体系下，十六岁至六十岁的成年男子，一旦被划入「灶丁」之列，便注定了终身煮盐、子承父业的宿命，哪怕盐场凋敝、生计无著，也绝无转行的可能。
为了锁住这些「专属」的盐业生产者，盐场周围每隔两三里便设有一处驻军，每班约三十人，日夜巡逻监视，铁丝网般的防线，既要防止灶户逃亡，更要杜绝私售食盐的行为。
而与这严苛管控相伴的，是令人窒息的赋税压力。
灶丁每户每年需上缴三万斤盐，分摊到三百六十五日，每日需产盐八十一斤有余，无论酷暑寒冬、风霜雨雪，灶火不得停歇。
若以单个灶丁计，每人分得五十亩灶地，额定产盐二引一十四斤八两。
按明制，每引盐四百斤，总计约八百一十四斤。
产量不足，便按缺额比例处以重罚。
若是敢隐瞒产量，便以「私盐罪」论处，轻则杖责流放，重则直接判斩，刑罚之酷，令人胆寒。
朝廷推行的「盐课折银」制度，本是为了便民，实则成了压垮灶户的又一座大山。
按规定，每大引盐折银约二钱，灶户需先将煮好的盐卖出换银，再用银两缴纳盐课。
可在商运不发达的偏远盐场，盐的销路本就狭窄，「灶户卖盐得银难，完税更难」成了普遍困境。
许多灶户煮出的盐堆积如山，却找不到买家，最终只能眼睁睁看著盐课逾期，被官府追逼催讨。
雪上加霜的是，天启三年的山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天灾浩劫。
「春陨霜杀桑，地震频发；夏月地裂，黑血溢出」。
灾难对盐场的破坏几乎是毁灭性的。
海溢之时，海水倒灌，大片盐田数年之内难以恢复。
干旱降临，海水浓度骤降，煮盐需消耗数倍的柴薪与时间，产量却大幅锐减。
而盐场潮湿闷热的环境，更是滋生瘟疫的温床，「灶丁死者相枕于路」，劳动力锐减，盐场近乎停摆。
天灾未平，人祸又至。
盐官们借著巡场之名，行勒索之实，「每出巡，巡捕人往往私怀官盐，所至求贿，稍不如意，则以所怀诬以为私盐」，灶户们稍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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