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让建奴趁虚而入，丢了沈阳、辽阳。
官员们只盯着“门户之见”，哪管辽东将士的死活？
将帅任免全凭党争胜负，而非军功才干，辽东战局怎能不糜烂？
第三个症结，是财政的恶性循环。
辽东每年需军饷五百万两，可大明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过三四百万两，为了填辽东的窟窿，朝廷只能加征“辽饷”。
这种“低效输血”，一边让辽东士兵因缺饷而战斗力崩坏，一边让中原百姓因重赋而民怨沸腾，简直是饮鸩止渴。
想到这里，朱由校睁开眼，眼底多了几分笃定。
他之所以能平定辽东，恰恰是戳中了这三个症结的要害。
对付军户崩坏，他没拘泥于旧制，而是直接从“钱”上破局：
抄没八大晋商的家产，得银千余万两，不仅补发了辽东将士拖欠三年的军饷，还为士兵配备了新的甲胄、火铳。
熊廷弼、王承恩的密信里写过，补发军饷那天，辽东军营里士兵们举着银锭欢呼，有的老兵甚至哭了。
那是久旱逢甘霖的振奋，也是对朝廷重拾信任的感动。
对付党争倾轧，他的手段更直接：
将所有弹劾熊廷弼的奏疏压下，甚至下旨“凡以私怨弹劾督辽诸将者，以‘挠军’论处”。
对于弹劾熊廷弼的奏疏，一直留中不发。
他的态度很明显：熊廷弼在辽一日，朕便信他一日。
正是这份毫无保留的支持，让熊廷弼能甩开朝堂掣肘，在辽东拧成一股绳。
对付用人困境，他更是不拘一格。
为了拉拢科尔沁部牵制建奴，他纳科尔沁首领之女为妃，许以互市之利，让科尔沁从“建奴盟友”变成“大明藩属”，为明军提供了侧翼支援。
提拔将领时，他不看出身只看战功。
李鸿基本是银川驿卒，因作战勇猛一路升到副将。
赵率教、祖大寿、毛文龙等人亦是微末之将，却因超拔被委以重任。
这种“不论出身、只看实效”的用人方式，让辽东明军涌现出一批敢打敢拼的新锐将领。
若是万历皇帝当年能有这般决断，能抛开党争、不惜内帑、早换下李成梁，能及时填补财政漏洞，辽东何至于糜烂到今日？
好在。
这数十年的烂摊子，终究在他手上解决了。
但朱由校没敢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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